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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健、于宙: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民間——藝術人類學視野下的常山戰鼓

[日期:2012-11-27] 來源:  作者:王永健 [字體: ]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民間

——藝術人類學視野下的常山戰鼓

王永健于 宙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摘 要: 常山戰鼓藝術是流行于河北省正定縣一帶鄉村的鼓樂藝術形式。通過對其的田野調查,從藝術人類學的視角,對常山戰鼓的基本概況與文化生態、歷史變遷與現代性語境下的重構,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的藝術傳承作一探討。

關鍵詞:常山戰鼓;藝術人類學;功能;傳承

藝術人類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術研究視野,一種認識人類文化和人類藝術的方法論。[1]藝術人類學研究倡導從單純的藝術品或藝術活動研究中走出來,將一個具體的藝術品或藝術活動置于其存在和發生的社會環境、生態環境下進行研究,探討藝術品或藝術活動所包含的社會文化意義以及在社會中的重要價值。在對常山戰鼓藝術的考察中,筆者運用藝術人類學的方法和視角,著重對常山戰鼓的基本概況與文化生態、歷史變遷與現代性語境下的重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常山戰鼓藝術的傳承進行探討。

自2010年5月至今,筆者多次赴正定鄉村考察戰鼓藝術,本文涉及的論述是正在進行中的研究工作,也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筆者對常山戰鼓的關注源于正定城隍廟會考察,當看到如此眾多村子的戰鼓隊伍浩浩蕩蕩赴城隍廟趕會,廟前鑼鼓喧天,人聲鼎沸,表演者個個英姿颯爽、斗志昂揚,趕會鄉民沉浸于隆隆鼓樂聲中,整個場景蔚為壯觀。筆者被這種狂歡式的鄉民藝術表演所感染。由此,筆者思考常山戰鼓在正定鄉村何以分布如此之廣?鄉民對戰鼓緣何如此之“癡”?常山戰鼓在遭遇現代社會之后發生了哪些變遷與重構?承載于常山戰鼓背后的意義世界是什么?常山戰鼓的傳承是怎樣的?帶著這些疑問,筆者走進了正定鄉村,試圖以藝術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對常山戰鼓藝術進行田野考察。

二、鼓與常山戰鼓

鼓之源流可以追溯至遠古時期,是最古老的樂器之一。四千多年前的“鼉鼓”,公元前16世紀甲骨文中大同小異的35種鼓字,足以顯示鼓的悠久歷史。原始樂舞“伊耆氏之樂”中便有使用土鼓的記載,“土鼓、蕢桴、葦龠,伊耆氏之樂也。”[2](443)(《禮記·明堂位》)在歷代典籍中,對于鼓的描述頗多,《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有一段關于鼓的神話傳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 以其皮為鼓,撅之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3](203)黃帝大敗蚩尤于涿鹿,夔皮鼓發揮了威懾敵軍、鼓舞士氣的作用,是戰爭取勝的一個法寶。據史載,明代正定地區有大量軍隊屯集,我們現在看到的正定的一些民間舞蹈除了引進的一部分外,有的是成型于此時的,如表現戰事的大鼓、花叉、架鼓(戰鼓)等等。正定地區的民間花會歷史是十分悠久的,而其中的一些代表性民間舞蹈,如“常山戰鼓”的成型,應不晚于明清時期。[4](264)可以想見,正定縣戰鼓文化之悠久是有歷史淵源的。

古城正定,地處冀中平原,隸屬于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歷史上曾稱“常山、真定”,是一個有著2000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正定縣轄1街5鎮4鄉,174個行政村,人口466807人(見圖1)。常山戰鼓藝術流行于當地鄉村,深受鄉民熱愛。因正定歷史上乃常山郡(三國名將趙子龍故里)所在地而得名,時至今日,在重要的節日慶典、廟會和老百姓的婚嫁等民俗活動中,依然保持著其旺盛的生命力。2008年6月,常山戰鼓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圖1 正定縣地圖

1.鼓隊概況

常山戰鼓盛于明清至建國后,幾乎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的戰鼓隊伍。文化大革命時期式微,戰鼓演出停滯,鼓隊解散,樂器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改革開放之后戰鼓藝術重新復興,許多村子鼓隊得以重建,戰鼓表演的熱情被重新激活??疾熘?,鄉民們一呼百應、忘物忘我的“癡鼓情”,在筆者心中留下深深印記。我們選取現今尚具一定規模的戰鼓樂隊作為考察對象,以期能夠說明常山戰鼓之現狀。共選取21支隊伍,其中村辦隊伍19支,分布于正定鎮8村,南牛鄉4村,北早現鄉4村,新安鎮2村,諸福屯鎮1村;中學鼓隊1支,弘文中學鼓樂隊;企業鼓隊1支,納愛斯公司鼓樂隊。各支鼓隊的基本情況介紹見下表:

表1. 各支鼓隊基本情況表

常山戰鼓屬于群眾性廣場藝術形式,透過上表可以看出,戰鼓隊伍至少40人方成規模,多者甚或達到150人左右,壯觀程度可以想見。隊員們變換不同的隊形,可以是圓形或者面對面一字形的長蛇陣,鼓手們用彩綢將鼓系在腰間,手執鼓槌敲擊,時擊鼓面,時擊鼓邊,或鼓槌相擊,鼓點變化萬千。緊急時猶如千軍萬馬馳騁殺場。輕緩時,如同天女散花,閑庭信步。擊鼓者與擊鈸者配合默契,以“翻打”、“花擊”、“出手”、“搓音”、“挽花”、“蹦跳”等優美動作,把鼓槌與花鈸拍擊的上下翻飛,鏗鏘有力,令人目不暇接,精神為之大振。村辦戰鼓隊主要用于村落禮俗生活和鄉民娛樂,因此活動的區域相對固定,亦有一些隊伍承接商業演出。弘文中學戰鼓隊成立于2005年9月,由本校初、高中部的學生組成,他們充滿青春活力,是最年輕的戰鼓隊伍,2008年應北京奧組委邀請,參加奧運迎賓鼓樂儀仗隊和北京奧運文化廣場演出活動。納愛斯戰鼓隊為企業主辦,由本廠員工150余人組成,規模最大,主要工作為宣揚企業文化,也承接一定的商業演出。

2.樂器概況

表2.樂器一覽表

圖2.戰鼓

圖3.鈸

圖4.大鼓

常山戰鼓所用樂器為戰鼓(圖2)、大鼓(圖4)和鈸(圖3),也有個別鼓隊加鑼和鈴兩種響器。大鼓一般需4人同時敲擊,戰鼓由1人挎于腰間演奏,鈸由1人演奏。樂器均為打擊樂器,以大鼓和小鼓為主奏樂器,輔以銅制響器鈸,音響宏大,氣勢磅礴。

3.戰鼓藝術的文化生態

民間禮俗是承載眾多民間藝術的平臺,多種音聲技藝形式構成禮俗內容的豐富性,音聲技藝形式對于民間禮俗進行著有效地支撐。[5]戰鼓藝術依托于廟會和傳統節慶民俗活動而存在,不是孤立存在的純審美性娛樂性藝術活動,戰鼓藝術承載了一定的民俗意涵,是廟會或傳統節慶祭典活動和鄉民感情宣泄的有效載體。筆者結合正定傳統城隍廟會和臘會來闡釋戰鼓藝術的文化生態問題。

正定有俗,農歷五月十七盛行趕城隍廟會。城隍信仰是中國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民眾中有著深厚的土壤。圍繞城隍信仰展開的一系列民俗活動,體現了中國民眾宗教意識的獨特之處——即能夠隨時隨地地滿足人們的世俗要求和實用心理。關于正定城隍廟會,有一傳說,滹沱河南岸某村一位老太太帶著十七八歲的姑娘到城隍廟燒香磕頭。忽然,城隍爺的扇子飄落在姑娘手中,老太太急忙說:“你這閨女怎么敢拿城隍爺的扇子呀!快給他老人家送回去。”二人轉身要走,扇子又落在姑娘手里。老太太生氣地說:“怎么你又拿城隍爺的扇子呀!這回送回去不許再拿了。”二人未出門,扇子又落在姑娘手里。老太太心領神會地笑著說:“扇子三番兩次地到你手中,這是城隍爺要送給你這把扇子,你就要了吧。”姑娘回家后,臥床不起。第三天,她嫂子進屋看望,把被子一揭,只見兩條大花蛇盤踞在炕上,轉眼又不見了。消息傳出,一些迷信鬼神的人認為是城隍爺把姑娘娶走了,于是就抬上紙糊的花轎和姑娘“替身”到城隍廟焚化,為城隍祝賀結婚之喜。這一天正是五月十七,后來人們就把五月十七作為城隍廟的廟會。滹沱河南岸一些迷信神鬼的中老年婦女,以城隍奶奶娘家人的身份,于五月十六下午到廟里,在城隍奶奶身邊守候一夜,以表示跟城隍爺是親戚,祈禱不要再從那里娶媳婦。城北一些迷信神鬼的人也怕城隍爺要姑娘,五月十七這天也抬上紙糊的花轎和姑娘“替身”到城隍廟焚化,表示已經給城隍爺送來了媳婦。幾經發展,城隍廟會已經成為正定縣最大的廟會。據《古郡常山新志》記載,民國時期正定的縣長吳贊周舉行“進架”活動,全縣各村的鼓隊排成長龍聚集在城隍廟舉行祭祀活動,場面壯觀。城隍廟會這天每個村子的趕會隊伍浩浩蕩蕩綿延數百米,由本村出發步行前往位于縣城的城隍廟納祥祈福。戰鼓是必不可少的,鼓隊走在隊伍的前方,隆隆的鼓聲響徹四野,它震懾邪惡,開辟一條坦途大道,又渲染喜慶熱鬧的氣氛,隨從鄉民手捧貢品,喜悅之情溢于言表。路上途經鄰近的村子,該村的鼓隊便會在村口迎接,然后兩個鼓隊相聚一起繼續敲鼓前行,一路上人越聚越多,最終以浩浩蕩蕩的多支鼓隊共進城隍廟,足以顯示鄉民藝術和文化生活的繁榮。這種群眾參與的大型民俗活動,讓每一個人都強烈地感受到信仰的感召力和集體的大團結。臘會是正定城關民眾除夕守時的民間信仰和娛樂活動。通常以街道為單位聚集幾十人,百多人不等,扛紗燈、玻璃燈、紙燈籠者結成隊伍,隊前鼓樂開路,嗩吶笙管殿后,走遍城關各街道,互致節日的祝賀。各街巷男女老幼聚集門首、街頭觀燈、賞樂,直至深夜。正月十六日白天,用同于除夕之夜的形式,扛燈奏樂,上街游行,謂之“送會”,以示春節文娛活動到此結束。臘會舉辦之夜,鼓樂具有極高的地位,在鄉民們游歷各街的過程中,扮演著開路先鋒的角色,鼓聲大作響徹云霄,妖魔鬼怪聞聲喪膽,紛紛逃之夭夭。“正定鄉民把年節當作一個美好開始的起點。讓震耳欲聾的擊鼓篩鑼、舞鐃拋鈸、鞭炮聲聲,把一切不祥之氣,趕出家院,驅出門外,拋置腦后。”[6](181)

可以看出,戰鼓在正定的民俗活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依托于民俗活動而興,為民俗活動服務。民俗活動為戰鼓藝術提供了一個展示自我的舞臺,二者相依共生,共同促進。

三、戰鼓的歷史變遷與現代性語境中的重構

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戰鼓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之嬗變,使它在面對現代性的同時,自身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遷與重構。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現代性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在重建傳統。”也就是說,現代性摧毀了傳統,然而現代性與傳統的合作對于現代社會的早期發展又是至關重要的。[7](111)筆者試圖將戰鼓置于它特有的歷史語境中,以期動態的看待戰鼓的歷史變遷,這受益于結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啟發,“如果一個人將其研究完全局限于一個社會的現時的生活,那么他首先就會淪為一種幻覺的犧牲品。因為一切都是歷史:昨天所講的是歷史,一分鐘之前所講的也是歷史。但首先,人們將被導致對現時做出錯誤判斷,因為只有對歷史發展的研究才使人們得以去衡量和評價當今社會的各個構成成分之間的相互關系。”[8](15)所以歷史變遷的研究是筆者重視的。在此篇章中,筆者將著重從功能轉換的角度對戰鼓的歷史變遷與現代重構做論述。

1.歷史變遷與社會功能之重構

戰鼓在生成初期,主要用于軍事、通訊、典禮等活動中,是出于實用的功能。據《樂書·唐六典》載:“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歷史上戰鼓主要應用于軍隊之中,戰鼓憑借其聲音或外形有形或無形地產生傳遞信號、震懾敵人或迎神驅鬼等等功用。在歷史體裁的電影或電視劇中,恢弘的戰斗場面,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總是伴著隆隆的擊鼓聲而進行。后來慢慢地藉由其豐富的音響與鮮明的節奏,人們開始將鼓當做一種審美的樂器,應用于日常娛樂或民間游藝之歌舞音樂中,鼓就開始具有了音樂藝術的表現力。隨著歷史語境的改變,戰鼓的功能發生了變化,于戰爭中鼓舞士氣、威懾敵軍而使用的實用功能已退化。但戰鼓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是以一種藝術的形式保留了下來。“傳統并不完全是靜態的,因為它必然要被從上一時代繼承文化遺產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創造。”[9](33)戰鼓的功能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發生了重構,成為鄉民廟會或傳統節慶活動祭典和感情宣泄的有效載體。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凡是昔日曾滿足過昔日人們的需要的器物和行為方式,而不能滿足當前人的需要,也就會被人們所拋棄,成為死的歷史了。當然說‘死的歷史’并不正確,因為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在對人們發生‘功能’時是活的,不再發生功能時還不能說是死。因為在物質是死不能復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種制度的功能可以變化,從滿足這種需要轉去滿足另一種需要,而且一時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時期又起作用,重又復活。”[7](13)常山戰鼓在當下被廣泛應用于傳統節日、廟會和老百姓的婚喪嫁娶等民俗事象中,具有了娛樂、團結族群、化解族員之間矛盾的新功能。

戰鼓作為一種群眾性廣場表演藝術,在表演者和觀眾之間都有著極好的“人緣兒”,奏者與賞者在心靈與情感上會很自然地產生共鳴。在鄉民看來,本村擁有鼓隊是關乎村子實力和臉面的大事。哪個村子戰鼓隊的演員多、戰鼓多、鼓點套數多、隊形變化多是引以為豪的事情。在廟會或傳統節日時候,兩個村子的戰鼓隊在演出時相遇,“斗鼓”在所難免,而且一定要決出雌雄。哪個鼓隊音響更為熱烈,花樣更多、能夠招徠更多的觀眾,從而把對方的勢頭壓下去方可罷休。取勝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是鼓隊凝聚力的強勢和成員之間配合的緊密。“社會學的一條重要定律是,當一個群體作為一個整體感到自己與其他群體形成對立時,這個群體的團結就會增強。”[10](243)“社會群體作為一個群體而存在要靠其凝聚力來維持,而其凝聚力則直接取決于是否存在一個能將群體成員彼此粘合在一起的集體情感體系或情感傾向體系。”[10](213)由此我們想到,在這類具有節日表演性質的鄉民戰鼓藝術活動中,集體狂歡是表象,其本質在于通過對集體意志的反復表達,強化集體內部成員之間的文化認同;同時,“對外表演群體文化,期望對周邊社區有所影響。這是鄉民藝術表演中對于集體內“文化強化”與集體外“文化強調”的實現路徑。”[11](203)戰鼓藝術在維系鄉民之間關系,增強村子的凝聚力等方面發揮了特殊而有效的“社會功能”,戰鼓功能在現代社會有了新的重構。

生活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的鄉民,無論是擊鼓者抑或賞鼓者,大家都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生活于社會中的人,難免會被柴米油鹽等具體俗事所累、為世故人情所左右,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在所難免。需要彼此之間相互配合、協同表演的戰鼓藝術,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調節村與村、人與人、人與村之間和睦相處的“潤滑劑”。每當廟會或傳統節日,平時忙碌的鄉民聚集在一起,村中的文化廣場成為人們狂歡和交流的場所。戰鼓藝術為鄉民搭建了一個情感與心靈交流的平臺。筆者在西關村采訪時聽說一個生動的事例。A村民與B村民家有些矛盾,兩家不相往來。但是兩家人都愛好敲鼓,臘月里鼓隊召集大家排練,在隊長(或會首)的主導下,積有前嫌的兩位當事者——鼓手,必須在鼓樂的“協奏”中相互配合,因相互配合而緩怨、親近,進而和解。再后來,B村民主動去喊A村民到鼓隊排練,兩家的關系得到了徹底改善。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常山戰鼓不僅于繁榮鄉民業余文化生活、強健體魄有很好的作用,而且使整個村子的人與人之間關系更加和諧。村里打麻將賭博的人少了,吵架的事少了,鄰里之間關系更加和睦了??梢哉f戰鼓藝術在調節鄉民之間關系和引領鄉民倡導健康文化生活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2.現代性社會語境中娛樂性和商品性的建構

如果說,常山戰鼓產生之初,用于戰爭和祭祀等民俗活動的實用功能比較突出,具有神圣性。而隨著歷史的變遷,尤其是在今天現代性的語境中,它的文化認同功能和娛樂功能則更加突出。尤其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使常山戰鼓藝術展演的商品屬性建構成為可能。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常山戰鼓的世俗性、娛樂性意味愈加明顯。戰鼓藝術作為豐富老百姓精神生活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兼具了娛神和娛人的雙重功能。據小客村戰鼓藝人劉師傅說:“傳統節慶時候大家聚集敲鼓表演是約定俗成的,都會踴躍參加。在農閑時候,尤其是步入冬季,每天晚上大家都會聚在一起敲一會,一來是大家喜歡敲,能夠從敲鼓中找到樂子,豐富業余生活;二來可以互相切磋學習。”在當地鄉民中戰鼓藝術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發展相當繁榮,老百姓對此項藝術的鐘愛遠超乎我們的想象。晚飯后、重要節日、廟會等場合,只要鼓聲一響,鄉親們就會迅速聚集到一起。用老百姓的話講:“哪怕飯吃到一半也要趕快往敲鼓場地跑”。學習敲鼓對于村民來說成為一件相當榮耀的事情,某種程度上甚或體現一個家族在村中的地位。特別是那些初學者,非常癡迷,經常湊到一起切磋交流學習敲擊的心得,都想盡快學成以加入鼓隊演出。在表演過程中,從每位“演員”到每位觀眾,人人都很“入戲”。人們通過敲鼓娛樂,表演者在展演中力爭實現自己的價值——得到人們的賞識和贊揚,參與者發揮了自己的主體意識,體驗到了精神上的愉悅。這便是戰鼓藝術的特殊魅力,也是鄉民們樸素的“集體歡騰”。

常山戰鼓由過去無明確經濟目的,依靠民俗活動等供養,到今天現代性社會語境中,商品經濟日益發展,有組織的商業演出也隨之出現,常山戰鼓在面對市場經濟的時候發生了一些變遷。這其中不是一種堅守與否的問題,而是一種發展的必然。各種鼓隊具體情況不一,論述如下:村辦戰鼓隊主要服務于本村的傳統節慶、民俗活動和鄉民自娛。商業性演出是近幾年出現的,而且不是每個村辦隊伍都會承接到商業演出。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演員多、鼓技好、花樣多的村辦鼓隊才會被邀請參加商業性演出,而演員少、鼓技一般的鼓隊則鮮有人問津。每次參加演出,隊員們會得到60-80元不等的報酬。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出現了奔走于戰鼓演出業務聯絡的經紀人,他們游走于鼓隊和東家之間,客觀上為戰鼓加強與外界聯系起到了很好的媒介作用。前文所述弘文中學戰鼓隊和納愛斯企業戰鼓隊,與村辦鼓隊相比承接到的商業性演出更多。他們鼓隊人數多、隊員年輕充滿活力,很多商場開業或婚禮慶典等場合會邀請他們前來表演。

四、戰鼓藝術的傳承

常山戰鼓作為一門歷史悠久的民間藝術,傳承有它自身固有的一套方式和體系。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尤其是2003年以來,國家啟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常山戰鼓的傳承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問題,值得學界關注。

1.傳承方式

常山戰鼓以師傅帶徒弟的口傳心授傳藝方式為主。師傅一般為本村年長的鼓手,徒弟為本村村民,也有一些其他村落慕名而來的求學者。據藝人們介紹,學習敲鼓一般安排在晚上,晚飯后徒弟們聚到師傅家,聽師傅傳授鼓點,通常學習敲鼓需要具備較好的背誦鼓點的能力,練習打鼓點先要在自己的膝蓋上模敲,等熟練之后再到鼓上去試敲。一些癡迷的學藝者有空就在膝蓋上練習,甚至有時候把膝蓋拍腫,經過長久的實踐訓練而后銘記于心。

2.來自于家族和村落傳承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筆者借用此觀點來喻指家庭和村落對于戰鼓藝術傳承的態度和所為。

中國農村傳統意義上是一個以家族家庭為本位的半封閉型鄉土社會,家族家庭和村落社會組織是村落中并立的權力系統。在傳統鄉土社會中,個人和家庭力量渺小,生活中的不快或境遇的驟變都使他們企望從神靈崇拜中尋得慰藉。鄉民們欲求形成血緣、地緣甚或業緣等方面相對固定的集合體或組織機構,借助集體的力量來強化個體。正如鐘敬文先生所言:“這種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員,被那無形的仙繩捆束在一起,把現在活著的人跟已經逝去的祖宗、前輩連結在一起;而且它還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華僑、華裔的人們也團結在一起”。[12](6)戰鼓藝術很自然地充當了維系這種關系良性發展的紐帶,因此對于戰鼓的學習與傳承成為了鄉民們的文化自覺。

3.傳承主體的變化

自常山戰鼓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以來,常山戰鼓的傳承日益受到重視。譬如學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有所擔當,中小學生作為新的傳承主體的出現。正如筆者在前文鼓隊概況表格中提及的弘文中學鼓隊。每年從學生中精選100名男生和100名女生入戰鼓隊,把鼓譜教授列入音樂和體育課程的內容,他們是常山戰鼓最為年輕、最具活力的新傳承主體。[13](190)他們舞動青春,為常山戰鼓的傳承注入了新的生機。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村辦鼓隊的組成人員在近30年中的一個動態演變。改革開放以來民間藝術復興,演員以男性藝人為主,鮮有女性演員出現。但是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農業機械化日漸普及,勞動效率明顯提高,土地耕種已經不需要很多勞動力。“打工潮”勃興,村落中的男性勞力大多外出打工,村落中留守人員以老人、婦女和兒童為主,在戰鼓表演中女性演員的比重日漸突出,有的鼓隊甚至是清一色的“娘子軍”,譬如西關村戰鼓隊的情況便是如此。此演變在全國各地的群眾性鄉民藝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民間藝術的傳承以及承載的意義體系而言孰好孰壞?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很難用只言片語說清楚,但確是當下值得學界重視的。

五、結 語

常山戰鼓歷經幾百年的發展與變遷,在現代性語境中發生了變遷與重構。在功能上,在戰爭中的實用功能向傳統節慶、民俗活動等祭祀功能的轉變,進而延展到凝聚村落、團結鄉民的意義層面;在儀式上,從固有的神圣性向娛樂性和商品性轉變;在傳承上,常山戰鼓擁有自己的傳承體系和方式,在堅持民間傳統鄉民自覺的師徒傳承的同時,戰鼓藝術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走進校園,學校教育成為一條新的傳承路徑,中小學生成為新的傳承人,這是學校教育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擔當??梢哉f,常山戰鼓既傳統又現代,從表面上看,傳統文化得以延續和彰顯,從深層來看,這些重構是對傳統文化的重新發明和創造,是傳統文化作為現代符號進行建構過程中自身因子的更新。當然常山戰鼓在發展和傳承中也有一些令我們擔憂之處,如商品經濟的過多介入對戰鼓藝術發展的影響,男演員流失,女性演員對戰鼓傳承的隱憂等。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堅持以常山戰鼓保護為基礎,以戰鼓藝術傳承為核心,以其賴以生存的文化空間保存為重點,正確處理好保護、開發和利用的關系,以期常山戰鼓在現代性語境中能夠得到良性的保護和發展。

常山戰鼓悠久而純樸,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一朵奇葩,既有豐富的內容和獨特的形式,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它猶如燕趙文化的一塊“三棱鏡”,折射出生活在華北平原上人們傳統的民間音樂藝術、民間精神信仰和民間生活方式,顯示著燕趙傳統文化的流脈,具有藝術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People

——Changshan war dr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art

WANG Yong-jian, YU Zhou

(<?ResearchCenter for Anthropology of Art, ChinaAcademy of Art, Beijing 100029 )

Abstract: Changshan war drum music art is popular in the villages of Zhengd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es the basic overview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Changshan war drum, the change of histo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context,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Changshan war drum; the anthropology of art; function;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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