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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遺產·實踐與經驗

[日期:2009-05-26] 來源:藝術人類學研究中心  作者:方李莉 [字體: ]

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

版次:2008年12月第1版

內容摘要

本書強調田野工作,所側重的是本土化的經驗與社會事實。因此,中國經驗是本書的特色與切入點。書中許多論述都是來自田野的第一手資料,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作者十幾年來所做的一些具體個案研究,其中主要是作者所承擔的兩個大型國家重點課題—“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和“西部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里的一些個案研究。通過這些研究,我們能感受到中國政府及不同地域的民間社會,包括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中對遺產保護所持的各種不同態度及認識,這一切形成了種種“權威”與“力”,它們在合力重新建構一個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新的中國民間文化和民間社會。從某種程度來說本書就是在剖析和展示這種重新建構的過程。

目  錄

引言/001

一、 研究的緣起/002

二、 主要關注點與研究方法/004

三、 由時間尺度形成的“異文化”經驗/007

第1章

不同語境中遺產的概念/011

一、 有關遺產的概念/012

二、 中國語境中遺產的概念/013

三、 歐美語境中遺產的概念/017

四、 日本、韓國語境中遺產的概念/020

五、 不同語境中遺產概念理解的偏差/023

第2章

歐洲經驗在中國的實踐/025

一、 生態博物錧模式的建立/026

二、 誰能擁有文化解釋的權利/029

三、 警惕潛藏的文化殖民/035

第3章

全球一體化與文化邊緣人/037

一、 文化遺產傳承主體的集體出走/038

二、 面對外來文化的長角苗人/040

三、 寨子里出外打工的群體/042

四、 傳統文化的邊緣化/045

五、 年輕人的向往/048

六、 自主權與生存權孰重孰輕/051

第4章

文化變遷的兩種不同模式/053

一、 關于建立文化生態區的思考/054

二、 不斷變革中的長角苗文化/055

三、 文化地圖的斷裂與重構/066

四、 文化變遷的不同模式/067

五、 西方理論與具體實踐之間的距離/068

第5章

遺產語境中的民族藝術/073

一、 將民族藝術還原到其所屬的文化系統中/074

二、 長角苗的藝術與文化符號/076

三、 長角苗藝術的表達方式與文化類型/078

四、 長角苗的圖像藝術與裝飾主體/079

五、 長角苗服飾紋樣的象征意義/083

六、 長角苗的聲音藝術與政治權利/087

七、 長角苗人聲音藝術伯表達場所/091

八、 長角苗人的藝術與歷史記憶/093

九、 長角苗人藝術形式的文化表達/097

第6章

民間藝術與民間原生文化之間的斷裂/101

一、 陜北的民間藝術/102

二、 洛川的面花與刺繡/103

三、 安塞的農民剪紙/109

四、 農民藝術家的審美困境/121

五、 農民畫的創作訓練/124

六、 農民畫的創作危機/128

第7章

邊緣化了的鄉村手藝與手藝人/131

一、 關注鄉村手藝及手藝人/132

二、 過時的農家器具/132

三、 村子里工匠的命運/135

四、 陜北窯洞與箍窯人/137

五、 已經蕭條的陳爐鎮窯火/145

六、 罐罐窯村不再燒罐罐/152

第8章

人文資源與民間文化的再生產/155

一、 來自西方后現代思想的啟示/156

二、 從文化遺產到人文資源/158

三、 西部民間文化再生產的基本概念/160

四、 作用于民間文化再生產的各種“力”的構成/163

五、 傳統文化的流變與再生/177

六、 民間文化再生產中的空洞化/184

第9章

遺產保護與道德文化的重建/189

一、 全球一體化中的“文化自覺”意識/190

二、 來自生物入侵的思考/192

三、 文化發展整體觀的提出/194

四、 關注農民心靈的綠洲/197

五、 道德文化也是一種社會資本/202

第10章

遺產保護中的生態壓力/207

一、 中國西部文化中的生態壓力/208

二、 遺產保護中的生態概念/213

三、 人類所面臨的文化反思/217

四、 文化多樣性的發展與人類未來的生態觀/223

結束語/227

保護、創造與未來/228

后記/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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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研究的緣起>

  1998年在北京大學大學百年校慶舉辦的“文化自覺與跨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薩林斯的發言引起了筆者的思考。他認為,“世界文化的同質化和多元化是同時出現的,伴隨著全球化的開始,80年代許多第三世界出國生活的移民們又回到自己的國家來創建新的生活,也就是本土文化的一種復興。他們的變化是在技術和生活方式上繼續學習西方,但一些已經失去了的傳統觀念和文化正在恢復,如傳統的慶典活動、傳統的公眾儀式、傳統的親屬網絡等。他認為,這種傳統的恢復是創新的一種手段,世界文化的一體性和差異性是同時發展的,保護自己的文化傳統已經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形成一個普遍的現象,這些非西方的人創造他們文化觀的斗爭已摧毀了傳統與變遷的對立、一體化和多樣化、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對立[1]。”他的這些觀點筆者后來在他的《甜蜜的悲哀》一書中也讀到過。他的有些理論筆者是非常贊成的,他是當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類學家。但筆者認為,他所說的這些文化的恢復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恢復,因為,作為文化來講,那些與人類生計有關的文化,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內核部分,而其它的則屬于外圍部分,如果內核已經改變了,它的外圍部分還能存在嗎?因此,當時筆者認為有關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討論,并不是像他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結束,而是剛剛開始,或者還未完全開始。

  在那次會議上,美國的人類學家桑格瑞認為,過度的強調本土化就會產生極端的民族主義、關門主義,甚至民族沖突乃至戰爭[2]。筆者認為,這也不是沒有道理,但造成這種原因的,正是文化生態遭到了破壞的結果。因此要避免這種后果,首先就是要要求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互相尊重彼此的歷史、彼此的文化,而對個人來講則要求尊重對方人格上的獨立。在本世紀,人們關注的焦點可能不再僅僅是自然生態的問題,更重要的還有一個文化生態的問題。這個問題必然要涉及到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身心理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種種關系,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將牽涉到整個人類未來的命運和前途。我們要在處理好這些關系的基礎上,重新恢復人類早期的那種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在重返大自然的同時,重返我們的精神家園,重建我們新的文化觀念。

  于是,筆者撰寫了一篇題為《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的論文,在論文中寫道:“據統計,隨著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每天都有100種左右的物種在消失,這么多物種在短時期內的消失,會使得地球上錯綜復雜的生命之網的完整機體,遭到致命的傷害。但是,卻從來沒有人統計過,隨著工業文明的浸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傳統文化在消失,而這種消失也會對人類的文化生態帶來傷害嗎[3]?”“在現代化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時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傳統的土生土長的文化在消失。一種落后的傳統地方文化的消失,誰也不會注意、誰也不會感到惋惜,但當成批的這樣的文化群都在消失的時候,人們有沒有想到過,這是不是一種文化的生態在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以人為中心的觀念正使得生物圈內的生物在急劇的遞減,同樣,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觀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內的文化種類在急劇遞減。同時,也是不是可以說,人類現代的物質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樣性減少為代價的,而人類現代的精神文明卻是以文化的多樣性減少為代價的。我們現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態的被破壞,自然資源的在減少,但同樣我們將面臨的還有一個文化生態的被破壞和文化資源在減少的問題[4]。”

  論文思考的時間很長,從1998年開始,幾易其稿,到2001年才最后完成。論文寫完后,被刊登在北京大學學報上。該文章刊登后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當時《南方周末》的一位記者采訪筆者問道:“許多地方性的文化一旦消失,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面對這些文化多樣性的消失,我們應該有些什么樣的保護措施?”筆者當時的回答是不確切的,因為覺得,自己當時的一些提法更多的是一種直覺,但要提升到一種理論的高度來認識,還需要有更多的研究,需要有大量的實例來說明。當時我們國家正在進行西部大開發,為了保護西部的人文資源和文化生態,2001年,筆者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及“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的研究。于是筆者回答記者說,我會用五年的時間和我們課題組的學者們一起來對西部不同類型的文化進行考察,最后通過實際認識來回答這一問題。時間很快,轉眼7年時間都到了,課題也結題了,到了該交卷的時間了,這本書可以說這是這一思考的一份答卷。

二、主要關注點與研究方法>

從2001年到現在的7年間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我們剛開始做西部課題[5]研究時,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還是一個冷門。但到2003年以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已經成為了我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僅是學者關注,各級的政府乃至民眾都很關注。筆者所在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學術研究中心,筆者也由于長期關注文化多樣性發展的問題,被吸納進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成為其中的一位成員,參與國家一系列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政策的制定、學術的研究、名錄的評審、傳承人的認定等等工作。也由此,筆者最初關注的是文化生態,文化多樣性發展,人文資源的保護,到現在更多的是在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由于出發點不一樣,筆者雖然近來寫了不少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文章,但在骨子里并不僅僅是把它作為一種遺產來研究,而是把它作為一個文化的整體來看待。因此,在筆者的研究中,作為文化遺產無論其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它們都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這里面所涉及的問題不僅是文化遺產,還應該是文化生態和文化資源;另外作為遺產,不僅只有文化遺產,而還應該包含有自然遺產。也應該包含自然生態和自然資源。筆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有一個開闊的視野,在這一視野中,不僅有文化遺產的保護,自然遺產的保護,還應該有它們之間所形成的一種互動關系。也就是說,將文化遺產、文化生態、文化資源與自然遺產、自然生態、自然資源聯系起來,尋找我們當今社會所遇到的問題,同時在問題中尋找未來社會發展的路。因此,在筆者的研究中,遺產不僅僅是過去的遺留物,也是可以用于我們當今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是建造未來新的文化的起點與基礎。因此,它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不僅與人類過去的生活,也與人類現在的生活和未來的生活息息相關。

在目前中國人文學界的研究中,更關注的是文化遺產,對自然遺產關注得還不夠,或者關注了,但很少將其與文化遺產聯系在一起論述。但在本文中它們是一體的,是互為聯系又互為制約的。另外,有關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們當前的研究中也往往是分離的,當人們講到物質文化遺產時,往往將其與博物館或考古學中的文物研究聯系在一起。所謂的文物,大都是古代皇宮貴族的遺物和奢侈品,而那些與普通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生活器具、勞動工具,交通工具包括建筑等,它們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更迭而完全消失,有的還廣泛的存在于中國的民間。當然在社會發生劇烈變遷的今天,它們正在迅速的消失之中。它們雖然沒有宮廷器物的金碧輝煌,卻代表了中國農業文明時期整體的文化形式,它們是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物質設備,因此,在筆者的研究中,它們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不可分離,而同時存在的。

另外,本文還要關注的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口傳的宇宙知識,儀式表演、手工技藝等,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要素相互關聯,有機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區或群體之中構成非物質的生命環鏈;在歷時向度,則包括它由生成、傳承到創新的全部過程。”因此,雖然我們將其定義為遺產,事實上其并未逝去或消失,其還在存活,我們保護它的目的里面含有傳承與創新。而在傳承與創新里面必然包含有人,這些人就是尚還生活在農業文明中的廣大農民,或城鎮里的手藝人。

在這里要提示的是“遺產”這兩個字,它讓我們想到的是過去的、已經在現今時代失去了作用的東西。叫它“遺產”,實際上就是已經將它定義為必將要過去的,或者已經過去了的,將要消亡的東西。這是一個靜態的、固化的、不可逆轉的狀況。因此它盡管存在,我們的學者往往是把它當成一種傳統留存下來的“活化石”,或設博物館、設民族文化生態園、“原生態文化保護區”,將其保護起來。但事實上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是可以保護的嗎?要保護,如何保護?畢竟它和人有關系,只有人才是這些文化的載體。如果將其定義為遺產,那么承載著這些遺產而生活的人是不是也成為了過去的人,過時的人,即將被淘汰的人?他們愿意當過去的人,過時的人,即將被淘汰的人嗎?如果不愿意,他們會選擇什么樣的生活?他們還會愿意繼承他們的傳統嗎?保護他們的文化遺產嗎[6]?這是筆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因此,那些尚活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個人或群體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對象。本文關注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想法,他們的行動,他們對遺產的態度等等。

以上是筆者的研究視野與角度,至于研究方法,筆者希望在本書中所闡述的不僅僅是抽象的理論,而是社會生活中一個個活生生事例的解剖。這種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強調文化的整體性。在論文或專著的寫作時,往往有很清晰的專業領域與角度,但當我們接觸到許多的社會事實時,我們會發現生活是一個很難分割的整體。工業文明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專業化的分工,工具理性的使用。正因為如此,對遺產保護的研究也被分割成無數的板塊,被不同專業的學者來將其劃歸到自己專業的領域中,強調了與自己專業有關的一面,而遮蔽了與自己專業無關的一面。這樣的研究操作起來固然方便,也使得“遺產”失去了其原有的整體性,失去了其本該有的生命力,成為了一種死去的“物”或標本。這是在本文的研究中希望能極力避免的,也正因為如此,筆者在論述問題時,盡量還原生活中的本來面目,強調田野現場的考察與感受。

本書強調田野工作,書中的許多論述都是來自田野的第一手資料,所側重的是本土化的經驗與本土化的社會事實。因此,中國經驗是本書的一個特色與切入點。其中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是十幾年來筆者所做的一些具體的個案研究,包括筆者所承擔的兩個大型國家重點課題——《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和《西部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里的一些個案研究。在這些研究中我們能感受到中國政府及不同地域的民間社會,包括不同專業領域中的學者們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中,對遺產保護所持的各種不同的態度及不同認識,這一切形成了種種“權威”與“力”,它們在合力重新建構一個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新的中國民間文化和民間社會,而本書的寫作,從某種程度來說就是在不斷地剖析和展示著這種的重新建構的過程。

三、由時間尺度形成的“異文化”經驗>

在本文的研究中,筆者還想強調的就是由時間尺度所形成的“異文化”經驗。筆者曾于1993年至2001年期間研究景德鎮民間陶瓷工匠的文化。在研究中,筆者發現人類學中“異文化”的概念可以由地理空間的尺度來劃分,同樣也可以時間歷史的尺度來劃分。在歷史上,時間歷史的尺度是很長的,甚至在短時間內社會的流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而在當今,社會的流速越來越快,也越來越迅速的縮短了時間劃分的尺度。其不僅不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義素,而且成為文化研究中最需要關注的因素之一。

有關這一認識,筆者是在景德鎮做考察時體會到的,筆者曾在《景德鎮民窯》一書中寫道:“我所研究的景德鎮民窯從其地理空間位置來說,它是我的故鄉,并且,我對現代陶瓷藝術及陶瓷歷史有著相當程度的熟悉和了解。我熟知陶瓷的原料和技術流程中的每一個標準的世界通用的科學名稱,這是在學陶瓷工藝學時書上寫的和老師教給的。因此,研究傳統的景德鎮民窯文化對于我來說應該是屬于一種本土文化甚至是一種本行業文化。但我發現當地老一輩陶工們告訴我的各種傳統的有關陶瓷原料和制瓷技藝方面的名詞,都是我完全不懂和不熟悉的。比如我知道做瓷器的瓷土叫高嶺土,但卻不知道什么叫泥古,什么叫貨角子、撿渣、腳板屎、料板屎等這些在不同工序下和不同場合下的不同瓷土的稱呼。再如,我只知道瓷器的成品可分為一、二、三級和等外品,但卻不知道它們在傳統的民窯業中并不是這樣簡單而缺少特點和層次的分法。它們根據在燒窯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不同部位上的不同缺陷,被分為青、正色、次色、正腳、下腳、炭山。而這些等級又是按照其缺點如慢蹺、落渣、壓釉、豬毛孔、窯嫩、夾蚤屎、水邊泡、毛料、硫磺點、折底、陰腳嘴、釉驚、虛泡、折底不漏水、陰色、窯陰、泥土色、糠頭、灰點、射火等的多少、輕重來劃分的。以上這些豐富的、細致的、生動形象的行業用語,對于我來說都是完全陌生的,是在一些正規的具有科學性的陶瓷工藝學的書本上查不到的。因此,對于一個只受過正規的現代陶瓷知識方面教育的我來說,這些傳統的民窯業中的文化和知識完全是屬于一種我難以理解的“異文化”。這種“異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空間地理位置或是行業的不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時間,是時間的差距和時代的維度使我們的祖輩們完全生活在與我們不同的經驗世界里。難怪有人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系,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鏟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的差別。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到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50年代的人要了解二十一世紀30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要了解201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7]。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看法未免會有點夸張,但我深有體會的是,我在書中所介紹的有關景德鎮民窯中的一些習俗、行業語言、行業的分工與組織,還包括各行各業各工種的名稱,這些一直延續到了1949年前夕,甚至是五十年代的事情,到現在如果你拿著這里面的一些名詞去景德鎮的陶瓷廠,問一些中、青年工人,他們一定會感到很茫然,不知你在說什么。比如你即使去問一個年青的燒窯工,什么叫馱坯工、什么叫加表工、小伙手、推窯弄、挖兜腳,盡管這些都是屬于一直到1949年前夕還存在的燒窯工的工種名稱,但他也一定會聽不懂答不上來的。因為隨著生產技術的改變,各種專業名稱進入國際流通渠道中的規范化、統一化、標準化以后,那種傳統的、曾代表了景德鎮陶工們祖祖輩輩所建立起來的經驗世界中的行業語言便徹底地、一點不留地消失了。

景德鎮有著悠久的制瓷歷史,在這里關于瓷器,從原料到制作成型,到燒煉、彩繪、成品的造型、紋飾等等各個品種、各個工序的每一個動作、步驟都有著各種特定的詞語,都有著細致而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專業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都無法進入現代的陶瓷工藝學、陶瓷美術學的統一名詞中去。因為它們所代表的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技術和傳統的地方文化,因此,必然要被先進的、科學的、世界一體化的現代文化排除在其視野之外,排除在學者、專家們的研究之外,最令人婉惜的是它們在歷史上也沒有被納入到正統的文化之中。中國封建的歷史向來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歷史,不僅工匠們沒有位置,就連同他們所創造的,曾被當作中國最值得驕傲的陶瓷技術,在傳統的重道不重技的思想指導下,也是受到忽視和缺少完整記錄及研究的。雖然在《天工開物》、《景德鎮陶錄》、《陶冶圖說》、《陶說》等古代工藝典籍中對景德鎮陶瓷制作過程都有所記載,但那都是比較簡單的、零星的和不夠系統的。當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后,這種手工藝技術更是受到輕視和認為是不重要的。因而這種由陶工們長期在生產實踐中積累下來的一種智慧和經驗便逐漸地被隱藏到了現代人難以進入的語言屏障之后,隱藏到了現代標準化的科學語言無法照亮的黑夜之中,他們為了不接受這種黑夜,便力圖忘記和拋棄那些傳統的、不符合國際流通標準的行業語言?,F在年輕的一代陶瓷工人,他們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終于拋棄了過去,走出了黑夜。我所了解的有關傳統手工陶瓷業方面的所有行業語言都是六十歲以上的老藝人們告訴我的,他們還和傳統有著某種割不斷的血緣般的聯系,正是借著他們的這種聯系才使我寫出了這本書的中、下篇內容,也才使我在書中采用了大量的豐富的行業語言,并加以了適當的解釋,在寫這本書的某些部分時,我甚至覺得自己是在進行一項翻譯工作。我在想,韓少功以一個村莊的俗語寫了一本《馬橋詞典》,如果我要將民窯業中有關生產、勞動、生活中的許許多多的行話俗語收集起來,也一定能寫出一本厚厚的,內容豐富的,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景德鎮傳統民窯業詞典[8]。”

筆者考察景德鎮的時候,國家改革開放的時間還不長,大多數人都還沉浸在求新的變革中,還沒有意識到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筆者雖然已感覺到了許多傳統文化正在迅速的消逝,而隨之許多民間智慧也在被淹沒,但筆者還不能用一種理論來表述它,只是憑著直覺來記錄這些民間即將消亡的知識。

筆者在這里重提這一研究,主要是強調文化劃分的時間尺度問題,為的是告訴讀者,這是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為了考察那些傳統的文化,本書所關注的和所研究的對象大都是老人,年輕的一代對他們自身的地方性文化已經隔膜了,他們所熟悉的是現代的城市文化。時間的流動正在飛快的覆蓋著那些過去的文化,它們在筆者的眼前一幕幕的過去,有許多當年筆者訪談過的老人,如今已經故去。而故去一些老人我們就會失去一些研究傳統文化的資源,因此,到田野中去理解他們,記錄他們的生活,研究他們的“思想”,也是我們今天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急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之一。而本書就是在記錄了大量的這些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老人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后,所做的一些研究,所總結出的這些現象背后的一些文化規則與理論。

后記>

本書中的所有案例幾乎都來自中國的民間社會,這是構成中國文化的基石。書中所關注的人也基本是中國不同民間社會的農民和手藝人,他們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正傳承者。千百年來我們關注的文化都是精英文化,我們關注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的政治史。包括我們的歷史博物館,我們的故宮博物院,里面收藏的大多是皇宮貴族的奢侈品和玩物,如象牙雕、漆器、金銀器、景泰藍、陳設瓷等。那些反映民眾生活和生產方式的生活器具與生產器具,里面包含有大量的民眾智慧、傳統知識。但由于平實樸素,竟然被認為不美,不能登大雅之堂。這不僅僅是對遺產價值觀的判斷問題,也是我們對文化的認識問題。
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糾正了這種偏見,讓我們開始正視了普通民眾的生活,開始以一種更加開闊和更加包容的眼光去注視、去闡述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空間、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這是人類學的觀點。持有這樣的觀點,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我是從1993年開始關注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研究的,最早是從景德鎮民間陶瓷手工藝開始,花了幾乎九年的時間,完成了三本專著,共九十多萬字。從2001年開始,牽頭承擔了兩個國家重點課題—“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這是兩個大型的集體課題,有眾多的學者參加,課題收集了一千多萬字的文字資料,還有大師的音頻和視頻資料。并采用田野考察的方式,撰寫了七十多份有關西部不同地區人文資源的個案研究報告,完成了《從文化遺產到人文資源—西部人文資源研究報告》的總報告書。
這么多年的研究為本書的寫作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田野資料,也使本人對中國的民間社會及民間文化有了較深的理解,進而上升到對中國文化和人類文化的總體認識。本書的大量例證來自“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這兩個課題的田野考察資料,因此,這是一本實證性較強的論著。在這里我要感謝和我一起參與這兩個西部課題研究的學者們,因為書中的許多案例除大部分來自我本人的田野研究外,還有小部分來自他們的田野研究。由于出版社限制了篇幅,還有許多精彩的案例沒用上。但是在撰寫課題總報告書時,課題組眾多不同的案例研究給予我思想上的滋養,給予我學術視野上的開闊,使我要寫作中能夠站在一個較開闊的制高點上,不致于盲從和偏激,同時也能注意到從中國社會和民眾的生活實況出發,談一些自己的見解。
我要感謝費孝通先生,他是這兩個課題的學術指導。他晚年提出來的“文化自覺”的思想一直影響著我,這本書中的許多觀點都緣于他這一思想的啟發。對于西部課題的研究,費孝通先生指導說:“圍繞著西部的文化變遷和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這個主題提出問題,然后通過考察來認識問題和回答問題,這種做法是可行的。這種從實踐中得來的認識往往比從書本上得來的認識具體得多、充實得多。因為它不是從概念中推論出來的,更不是憑主觀臆想出來的,所以只要能自覺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實際的成分篩選掉,它就會成為西部文化變遷歷史軌跡的真實紀錄,即便過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當人們來翻看時,仍然具有價值。這種價值就在于它是未來的起步,而今后的變化則是它的延續。我們的一生,人類的一代又一代,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跟著往前走的。我們今天對西部文化變遷的認識,過些時候回頭一看,這不是也很好么?社會總是在不斷地在新的認識中發展的。包括我們的學術研究也一樣,每一次的實地調查都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甚至是一種認識論的提高和一種新的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這么多年來,我就是記住費先生的這些教導,一直在西部漢族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做考察??梢哉f,如果沒有這幾年的課題研究,沒有這幾年在西部所做的一些田野工作就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現。因此,我深深地懷念費孝通先生,他是我心中永遠鼓勵我前行的人。
我要感謝彭兆榮教授,如果沒有他也不會有這本書。這幾年為了做課題我很忙,現存課題結束了,但還有很多后續的工作,很難抽出精力來寫這本書。是彭兆榮教授多次鼓勵我,鼓動我,使我將其承擔了下來。而且作為本套書的主編,他對遺產保護的許多觀點和反思,也給予我啟示和靈感,許多想法是在與他的交流及碰撞中產生的。包括李春霞博士,她所收集的大量的國際相關研究及相關遺產的保護政策,都使我在寫作中得到很多的啟示。
我要感謝我所工作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我的學術研究在這里得到了領導的大力支持與重視,這里具有良好的研究條件。而且這里已成為全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與資料。書中大部分照片是我自己在考察中拍攝的,少量照片來自和我一起考察的學生安麗哲、吳昶、孟凡行等。在此我要感謝他們。我要感謝我的家人。我是在一個傳統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家庭中長大的。從小只要是讀書就能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他們還幫我帶孩子,照顧家?,F在母親已經去世了,父親還在幫我管家,還在為我的著書立學做貢獻。還有我的丈夫,他也一直是我事業上堅定的支持者,我常年在外面做田野,他不僅沒有埋怨,還盡可能地幫助我,有時甚至與我一起同行。他的幫助不僅是精神的,也有物質的,因為在考察中,課題不足的費用,往往是由他來墊資。兒子是英國倫敦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近幾年的暑假他都是與我一起在田野中度過的,他是我們課題組的義務攝影師。去年暑假他還和我們一起開車去西藏考察,他愛好野外工作,豐富的野外作業知識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最后我還要感謝云南教育出版社,他們的工作效率及敬業精神在我接觸過的出版社中是少見的。從書稿的策劃、編輯到版式的設計、編排等,他們都非常嚴格認真。我之所以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這本書的寫作,與出版社的工作也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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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人類學家薩林斯1998年4月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舉辦的“文化自覺與跨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2]美國的人類學家桑格瑞1998年4月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舉辦的“文化自覺與跨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3]> 方李莉《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三期,106頁。>

[4]> 同上,第105頁。>

[5]> 為了省略起見,在書中筆者將把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及“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簡稱為西部課題。>

[6]> 《請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擁有者》載于《藝術評論》2006年第六期,22頁。>

[7]> 韓少功《馬橋詞典》,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400頁。>

[8]> 方李莉著《景德鎮民窯》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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