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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配祀戲場正祀化傾向考察——以明清甘肅配祀戲場為討論對象

[日期:2015-04-11] 來源:  作者:王萍 [字體: ]

配祀戲場正祀化傾向考察※

——以明清甘肅配祀戲場為討論對象

王萍

(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古代小說戲劇研究所甘肅蘭州730070)

中文摘要:明清時期是甘肅神廟及其配祀戲場建設發展的重要階段,關帝廟、城隍廟、龍神廟等正祀神廟配祀戲場大量涌現,這一方面表現了民間信仰多元化、普及性的社會基礎,一方面體現了官方以配祀戲場為媒介對民間實施教化的文化策略。因此,通過對明清甘肅神廟配祀戲場正祀化時空狀態的展示,反映官方意志對配祀戲場的控制和影響,由此進一步認識神廟配祀戲場作為公眾化社會空間在民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關鍵詞:配祀戲場正祀化時空分布明清甘肅

中國古代民間崇祀神祇之多在世界少有,然而,并不是所有神祇都能獲得同等的奉祀。誠如有學者所認為的:“某一尊神明是否受到民眾的隆情盛禮,只要看看廟宇的普及程度、檔次以及香火的盛衰,就可以有大致的了解。”[1](P195)其實,考察民間神祇崇祀程度的另一重要標志,就是看其是否享有戲場配祀,一般來說獲得配祀戲場的神祇在地方社會中都享有較高的地位,對民眾日常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我們在對明清甘肅神廟戲場相關資料統計時發現:明清時期甘肅的“城隍廟”、“關帝廟”、“文昌廟”、“龍王廟”、“馬神廟”、“東岳廟”等配祀戲場情況比較普遍,而這些神祇崇祀在地方志書的“寺觀”中也都能見到,而且多為國家正祀神祇。表面上看,無論地方志書的神祇崇祀還是民間配祀戲場的廣泛普及,都反映了民間信仰多元化的狀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正統觀念主導、控制下,民間配祀戲場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家神道設教思想的規范,尤其官方意志對民間配祀戲場正祀化傾向的發展有著深刻影響。

學界一般對神廟戲場的研究從民間力量及其文化的穩定性上考量較多,其實,配祀戲場在官方主導、認同下的生存狀態也非常值得關注。甚至可以說,這是民間配祀戲場合法性存在較為常態的一種表征。下面本文以《中國戲曲志×甘肅卷》相關資料為討論中心,通過對明清甘肅神廟配祀戲場正祀化空間狀態的展示,反映官方意志對配祀戲場的控制和影響,從而進一步認識神廟配祀戲場作為公眾化社會空間在民間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里尚需說明的是,民間神廟祀神可以是一個神祇,也可以是幾個神祇合祀在一起。同樣,民間配祀戲場不分崇祀對象在同一空間酬神演出的情況也十分普遍??傊?,民間神廟崇祀及其演出情況比較復雜,有待進一步考證。但為論述方便,本文以神祇命名明確的配祀戲場為主要討論對象進行分析,命名不確切的配祀戲場不在本文論述之內。

據《中國戲曲志•甘肅卷》資料統計顯示,明清甘肅有神廟戲場603座[2](P49),而以城隍廟、關帝廟、文昌閣、龍王廟、馬神廟、東岳廟等正祀神祇命名的戲場就多達120座,在整個明清戲場中占了相當比例。這些戲場不僅數量上突出可觀,分布上也十分廣泛。列表1如下:

表1明代神廟配祀戲場統計

 

關帝廟

戲場

城隍廟戲場

龍王廟戲場

文昌廟戲場

玉皇廟戲場

東岳廟戲場

馬王廟戲場

明代

13

12

3

2

2

1

1

34

清代

27

21

10

3

7

11

7

86

合計

40

33

13

5

9

12

8

120

由表1可以看出,甘肅明代配祀戲場數量不多,發展相對緩慢。有清一代配祀戲場迅速發展,幾乎是明代近3倍之多。其中關帝廟、城隍廟配祀戲場由明代13、12座增至27、21座,不僅數量相對較多,而且覆蓋甘肅四大區域。龍王廟配祀戲場由明代的3座增至10座,玉皇廟戲場由原來2座增加到7座,東岳廟、馬王廟由原來1座分別增至11、7座。文昌神廟相對遲緩一些。最為明顯的是,關帝廟戲場、城隍廟戲場數量在明清時期都排在前列。鑒于明清甘肅各地區配祀戲場情況差異比較大,下面具體進一步詳細分析。

(一)明清甘肅關帝廟配祀戲場有40個,分布情況列表2如下:

表2:明清關帝廟配祀戲場統計

 

隴中

隴南

隴東

河西

共計

明代

2

5

1

5

13

清代

6

7

9

5

27

合計

8

12

10

10

40

據表2看,明代甘肅隴南、河西關帝廟配祀戲場較多,清代則在隴南、隴東兩地區。雖然明代隴中關帝廟戲場只有2座,但卻是配祀戲場較早的地區。“靜寧縣城關帝廟樂樓”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萬歷年間再建“景泰永泰城關帝廟戲臺”。隴南有關帝廟戲場5座,基本都建于明中葉以后,即“文縣城關關帝廟戲臺”、“宕昌縣理川鄉關帝廟戲臺”、“禮縣關帝廟戲樓”、“禮縣城關鎮關帝廟戲臺”、“武都縣城關帝廟戲樓”。河西關帝廟配祀戲場有5座,其中“高臺縣關帝廟大西樓戲樓”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嘉峪關城外關帝廟戲臺”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民勤縣大關廟戲臺”建于明崇禎元年(1628),“嘉峪關關帝廟戲臺”、“武威市城內關帝廟戲臺”大約建于明中葉以后。明代隴東關帝廟配祀戲場相當沉寂,只有“慶陽縣西道坡關帝廟臺”1座,具體修建時間不詳。

清代甘肅關帝廟配祀戲場27座,清初有4座,主要分布在隴東、隴中和隴南三地區。隴東“華亭關帝廟戲樓”建于順治元年(1644)。隴中“天水西關帝廟戲臺”、“天水東關帝廟戲樓”,隴南“禮縣城關鎮關岳廟戲臺”大約建于康熙以前。河西在清初沒有關帝廟配祀戲場。清中葉甘肅關帝廟配祀戲場發展至5座,分布比較均衡,隴中、隴南、隴東及河西四區域都有,但數量不多。其中隴中1座:“天水北道東岔鄉東岔村關帝廟戲臺”建于嘉慶十五年(1810),隴東2座:“合水縣唐堡村關帝廟戲臺”建于咸豐三年(1853)“崇信縣銅城關帝廟戲樓”建于同治末年。隴南1座:“兩當縣城關鎮關帝廟戲臺”建于嘉慶年間。河西1座:“張掖關帝廟戲樓”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70)。晚清關帝廟配祀戲場發展較快,達到18座。最突出的是隴東。隴東在明代只有1座關帝廟戲場,清初至清中葉也只有3座,但是,光緒后連續建設戲場6座。即:“靈臺縣吊街鄉關帝廟戲樓”、“靈臺縣什子鄉關帝廟戲樓”、“靈臺縣西屯鄉關帝廟戲樓”、“靈臺縣梁原鄉關帝廟戲樓”、“涇川縣城關帝廟戲臺”、“合水縣柳溝鄉唐家堡關帝廟戲樓”。此外,晚清隴中有3座:“會寧縣四十里鋪關帝廟戲樓”、“榆中縣清水驛關帝廟戲樓”、“通渭關圣帝君廟戲樓”。隴南有5座:“康縣云臺鎮關帝廟戲樓”、“康縣平洛鄉關帝廟戲樓”、“康縣岸門口關圣廟戲樓”、“文縣上丹堡鄉關爺廟戲臺”、“宕昌縣哈達鋪關帝廟戲臺”。河西有4座:“高臺縣大寨子關帝廟戲樓”、“金塔縣金塔鄉關帝廟戲樓”、“酒泉清水鎮關帝廟戲樓”、“武威永昌鎮關帝廟戲臺”。

(二)明清甘肅城隍廟配祀戲場有33個,僅次于關帝廟配祀戲場。其分布列表3如下:

表3:明清甘肅城隍廟配祀戲場統計

 

隴中

隴南

隴東

河西

共計

明代

4

2

4

2

12

清代

8

1

7

5

21

合計

12

3

11

7

33

明代城隍廟配祀戲場12座,重點在隴東、隴中兩地區。隴東配祀戲場不僅數量較多,修建時間也比較早。隴東“涇川城隍廟戲樓”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明萬歷十四年(1612)再建“靈臺縣城隍廟戲臺”。隴中“靜寧城隍廟樂樓”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景泰縣蘆陽城城隍廟戲臺”建于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此外,隴南“禮縣城關鎮城隍廟戲臺”建于萬歷年間。而“文縣城關城隍廟戲臺”以及隴東“慶陽縣城西街城隍廟戲臺”、“慶陽縣縣城城隍廟戲臺”,隴中“通渭縣城隍廟戲臺”、“通渭縣馬營鄉城隍廟戲樓”、河西“張掖城隍廟戲臺”、“民勤縣城隍廟戲臺”大約都建于明末,具體時間不詳。

清代甘肅有城隍廟配祀戲場21座,修建較早在隴東、河西兩地區。隴東“華亭城隍廟樂樓”建于順治初年。河西“敦煌縣城隍廟戲樓”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甘肅四大區域中,隴中以8座之多居先,隴東、河西分別以7座、5座次之,隴南沉寂,只有1座。實際上,清初隴中、隴南沒有城隍廟配祀戲場。城隍廟配祀戲場主要發展在清中葉以后。清中葉城隍廟戲場7座,隴中3座,隴東2座,隴南、河西各1座,發展明顯呆滯。晚清城隍廟配祀戲場發展至12座,覆蓋隴中、隴東、河西三地區,而且基本都在3座以上。其中隴中有5座:“秦安縣城隍廟戲樓”、“靖遠縣城隍廟戲臺”、“天水城隍廟(紀信祠)城隍廟樂樓”、“武山城隍廟戲樓”、“甘谷隍廟戲樓”。隴東有4座:“涇川縣黨原鄉街西口城隍廟戲臺”、“靈臺縣邵寨鄉城隍廟戲臺”、“靈臺縣新開鄉蛟城城隍廟戲臺”、“涇川縣城隍廟戲臺”。河西有3座:“酒泉城隍廟戲樓”、“武威東關城隍廟行宮戲樓”、“武威城隍廟戲臺”。隴南在清中葉及晚清都沒有城隍廟配祀戲場的記載。

(三)明清甘肅龍神廟配祀戲場有13個,其分布列表4如下:

表4:明清甘肅龍神廟配祀戲場統計

 

隴中

隴南

隴東

河西

共計

明代

1

0

0

2

3

清代

1

1

0

8

10

合計

2

1

0

10

13

由表4所見,明代甘肅龍神崇祀戲場并不發達,主要分布在隴中、河西兩地區,數量不多,只有3座配祀戲場。隴中“榆中縣青城鄉龍王廟戲臺”建于明崇禎十二年(1639)。河西“張掖上龍王廟戲臺”、“古浪縣大靖鎮龍王宮戲臺”具體時間不詳。

清代龍神配祀戲場猛增至10座,清初3座,隴南“宕昌縣城關鎮十二龍王廟戲臺”、河西“張掖靖安鄉龍王廟戲臺”、“張掖縣烏江鄉龍王廟戲臺”均建于康熙年間。清中葉2座,河西“酒泉中東鄉龍王廟戲樓”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2)、“民勤縣龍王宮樂樓”建于道光二年(1822)。晚晴時期戲場配祀5座,即:河西“酒泉鼎新鄉龍王廟戲樓”、“酒泉屯升鄉龍王廟戲臺”、“酒泉中東鄉龍王廟戲樓”、“民勤大壩鄉大壩龍王廟戲臺”及隴中“天水左家場北龍王廟戲樓”。

(四)明清甘肅有東岳廟配祀戲場12座。東岳廟也叫泰山廟。據《中國戲曲志·甘肅卷》載,明代東岳廟配祀戲場只有1座,即建于明永樂七年(1409)的“張掖縣東岳廟戲臺”。清代東岳廟配祀戲場一下發展至11座,覆蓋甘肅四個地區,隴東5座,河西2座,隴中、隴南各2座。較早建造的是隴南“徽縣水陽鄉泰山廟戲臺”建于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其余均建于光緒以后。

(五)明清甘肅有馬神廟配祀戲場8座。明代甘肅馬神廟配祀戲場比較沉寂,只有“張掖縣馬神廟戲臺”1座,而清代發展了7座,其中隴東2座、隴中1座,河西4座。隴中“通渭縣馬王廟樂樓”,建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河西“酒泉鼎新鄉馬王廟戲臺”,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其余5座具體時間不詳。

(六)明清甘肅玉皇廟配祀戲場9座,主要分布在隴東、河西兩地區。明代2座,即建于嘉靖年間的隴東“寧縣玉皇大殿戲臺”與河西“武威城內玉皇廟戲臺”。清代戲場配祀有7座,隴東3座,河西4座。河西“張掖烏江鄉玉皇廟戲臺”建于清初。“張掖縣玉皇廟戲臺”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隴東“合水縣肖咀翠峰山玉皇廟戲樓”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45),隴中“通渭玉皇閣樂樓”建于清嘉慶二十一年(1815)。其他3座具體時間不詳。

(七)明清甘肅文昌神廟配祀戲場有5座,其中明代2座,均在隴南地區,即建于嘉靖時期的“成縣沙壩鄉文廟戲樓”和“宕昌縣沙灣鄉文昌宮樂樓”。清代共計3座,河西2座均建于清中葉,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敦煌縣文昌廟戲臺”和嘉慶八年(1803)的“武威城東文昌宮戲臺”。隴中“靜寧縣威戍鎮南關文昌宮戲樓”建于光緒年間。隴東沒有文昌神祇寺廟。

一般來看,地方志書中的“寺觀”“祠廟”分類及民間信仰記載比較復雜,正祀與淫祀界限劃分并不分明,其中既有“載在祀典”之神廟,也有非“載在祀典”之神廟,本文所論“正祀”主要指“載在祀典”的崇祀神祇及其配祀戲場。

以上通過神廟配祀戲場分布及數量情況的呈現我們不難看出,明清時期甘肅與全國各地其他地方信仰大體相同,除了關帝、城隍、龍神信仰在民間較為發達外,正祀配享戲場多達120座的文化事實還體現了民間信仰多元化的特點。此外,還需注意的是,國家正祀觀念的滲透和影響也是明清甘肅配祀戲場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

首先,配祀戲場神祇與國家祀典有關,而且地方社會以配祀戲場為媒介積極推廣普及正統觀念,以實施國家對地方教化的引導和控制。明洪武年間政府“詔天下府州縣建城隍神廟”[3](卷四十九P1285),萬歷時“關帝”被封為三界伏魔大帝。清朝基本延續明代在祀典方面的政策,多次對關羽加封進爵。順治時纂《靈臺縣志》:“我圣祖祀典之制,有廟有壇,惟城隍與孔廟并建。”[4](P45)可見城隍地位與孔廟相等??滴跄觊g纂《岷州志》:“每歲五月十三日,長官自備牲醴蔬果祀關帝廟,以慶神誕。”[5](P148)玉皇大帝進入國家祀典始于宋朝,其先后受到宋真宗、宋徽宗多次封賜,最終形成玉皇崇拜與國家最高祀典昊天上帝崇拜合為一體的神格,明清也沒有改變。東岳廟自元始建以至明清,一直被列入國家祀典。

馬政在明清時期是國家非常重要的政務,明代洪武二年,太祖“命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筑臺后湖”。[6](卷五十1303)洪武六年,設置太仆寺,專職馬政。清代對馬政也很重視:“馬王者房星也,凡營伍中及蓄養車馬人家均于六月二十三日祭之。”[7](P68)馬神被納入國家正祀,通常由官方主持祭祀。清代金縣(今榆中縣)每歲仲春、仲秋上丁前三日縣官率僚屬、執事人等沐浴齋戒,次日行祭祀各廟壇之禮。其中,“祭文昌宮、八蠟廟、金龍廟、馬王廟、土地祠,俱行一行三獻禮。”[8](卷上P43)《岷州志》亦載:“每歲六月二十四日,長官自備牲醴蔬果祀馬王廟,以慶神誕。”[9](P148)

據清光緒十六年(1890)刻本《光緒重纂禮縣新志》“卷四”記載,甘肅隴南地區早在東晉就有龍神廟崇祀:“晉雷王保,秦州城東人,……元興三年三月八日功成上升??と怂计涞滦辛㈧綮胫?,王之成圣后,禳疾病,禱雨旸,莫不靈應。”[10](P6)雷王保神后在唐代受到敕封。此外,隴南地區武都“保沙湫龍王”、成縣“白馬龍王”、“孚澤龍王”,文縣“慈霈廟龍王”、“洋湯龍王”、徽縣“父子龍王”在兩宋時都先后受到敕封,而且在清代也受地方官的重視。[11](P356-417)

文昌神、魁星神本來都是自然神,后來被人格化,“在周為張仲,在漢為張良,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王孟昶,姚秦之世又為越雋人張惡子。”[12](P1720)等。文昌神被國家認可始于元代。元仁宗為啟科舉,認為“士大夫因謂科目之柄,實文昌司之”,故延佑三年下令“天下學校多立文昌祠矣。”[13](P1721)此后,元代大封文昌并將其祔祀于地方儒學。文昌神真正進入國家祀典大約在清嘉慶六年。清廷以文昌帝“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教,靈跡最著,”[14](第五冊P981)規定每年二月初三日文昌誕辰日由禮部主持大型祭祀活動。明清甘肅很多府州縣都建造了文昌閣和魁星閣。清代幾乎縣縣有文昌閣,有的府縣還不止一處有文昌閣。從表5中亦能看出。

毋庸置疑,以上神祇均系帶著國家正祀標識且為“載在祀典”的神靈。正祀神祇崇祀意味著國家祀神的合法性、權威性,隱含了國家政治倫理、制度規范、文化心理、精神價值等價值觀念。因此,作為寄托、維系人們精神信仰的特殊建筑,“載在祀典”的神廟往往置于傳統社會城市的城墻內外,并以“祭祀主敬”(《禮記·正義》)祈福酬神為敘事圖景,為傳統社會中的各個階層構建了一個神圣空間,也是最公眾化的社會空間。

明清甘肅“事神之禮”[15](P503)風氣甚濃,在區域社會信仰空間范圍內,被納入國家祀典的城隍、關公、龍神等信仰十分興盛,尤其與配祀戲場相關的諸多主祀神廟在志書“建置·寺觀”或“壇廟”中數量十分可觀。據《五涼全志》資料統計表明,與配祀戲場相關的主祀神廟多達98座。

表5《五涼全志》“建置志×寺觀”

武威縣

文昌宮、魁星閣、關圣廟、城隍廟、龍王廟、馬神廟、玉皇廟、文昌閣、東岳臺、雷臺、龍王廟

鎮番縣

關帝廟(城東局街口)、大關帝廟(城東南隅)、東岳廟、城隍行宮、龍王廟、馬神廟、城隍廟、關帝廟(城南街)、水神廟、關帝廟(城西門外)、雷祖廟、小關廟(城內西北)、總龍王廟

永昌縣

關帝廟、馬神廟、城隍廟、龍王廟、雷壇觀

古浪縣

城郭:文昌宮、魁星閣、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龍泉寺、雷公祠、雷臺、馬神廟、玉皇閣

土門:文昌宮、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雷神廟、馬神廟、玉皇廟

大靖:文昌宮、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雷壇觀、馬神廟、東岳廟

黑松:文昌宮、關帝廟、關圣閣、雷祖廟

安遠:關帝廟、城隍廟、雷神廟、馬神廟

平番縣

城郭:關帝廟、魁星閣、文昌宮、東岳廟、馬王廟、城隍廟、雷祖廟、龍王廟

平城堡:關帝廟、馬神廟

裴家營:關帝廟、馬祖廟。俱在堡內。

阿壩堡:關帝廟、城隍廟、龍王廟、馬神廟。俱在堡內。

南大通:關帝廟、魁星閣、馬神廟、雷祖廟。俱在堡內。

紅城堡:關帝廟、雷祖廟、馬王廟、龍王廟、魁星閣。俱在堡內。

苦水堡:玉皇廟、文昌廟、關王廟、馬神廟。俱在堡內。

通遠堡:關帝廟、馬神廟。俱在堡內。

西大通堡:關帝廟、雷壇、龍王廟、馬神廟。俱在堡內。

岔口堡:關帝廟、文昌宮、龍王廟、馬王廟。俱在堡內。

表5所列神廟分布涼州五個縣,且以關帝廟、城隍廟、龍神廟、文昌閣為多。其中關帝廟23個,城隍廟10個,龍神廟14、雷祖13個、馬神廟17個,文昌、魁星閣14個,東岳廟4個。一些神祇雖然名稱不同但是仍屬于一個功能系列,如水神系列的有“龍王廟、”“水神廟”“雷祖廟”等。主祀文運的有“文昌廟”、“魁星閣”等。鎮番縣12座神廟中僅關帝廟就有5座,水神功能的神廟崇祀有4座之多。

此外,清康熙四十一年纂《岷州志》載“壇壝×祠廟”共計17座,其中“城隍廟”、“關帝廟”、“馬神廟”、“東岳行祠”及龍神相關祠廟有6座[16](P113-114)。乾隆年間修《靖遠縣志》“寺觀”,其中與配祀戲場相關的主祀神廟多達近30座,如“東岳廟”2座、“關帝廟”12座,“龍王廟”除城郭有2座外,“四鄉各村莊俱有。”[17](P70)民國二十年修《會寧縣志續編》“廟”載:除“龍王廟”3座,“城隍廟”1座外,“關帝廟”、“文昌廟”、“東岳廟”、“馬王廟”,共計17座[18](P568-570)。乾隆四十四年纂《甘州府志》載與配祀戲場相關的主祀神廟有近40座[19](P156-168)。

諸多正祀神祇的存在,在說明人們信仰需求多元化的同時,實際也隱含了明清甘肅配祀戲場正祀傾向的社會性基礎。在傳統的信仰觀念里,配祀戲場從來不是完全獨立意義的演出建筑實體,是依托主體建筑——神廟而存在的輔助性建筑,如果沒有眾多的主體建筑——神廟這個基礎支撐,配祀戲場不可能存在。這一點,我們從地方志所載神廟修建時間與配祀戲場修建時間上的一致或近似,就能窺見和感知到其中的一些文化信息。如《五涼全志》載:“武威縣玉皇廟”建于崇禎三年,《中國戲曲志·甘肅卷》記載“武威縣城隍廟戲臺”明代時所建。如此看來,二者建造時間基本相符。事實上,戲場建設晚于神廟也十分正常,畢竟戲場是神廟配祀的輔助性建筑。質言之,民間大量的正祀神廟的存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配祀戲場的滋生和發展。

再如將《甘州府志》神廟修建時間與明清時期張掖地區配祀戲場進行對比,我們亦可發現二者之間的一些關聯。列表6來看:

表6:《甘州府志》神廟與神祇戲場統計對比

甘州府張掖附郭[20](P156-164)

張掖配祀戲場

東岳廟

在城西北隅佑善觀左右。明永樂七年建。

張掖縣東岳廟戲臺

明永樂七年(1409)

馬神廟

城東北隅。明時建。城東北隅。明時建。

張掖縣馬神廟戲臺

明代

城隍廟

城西南隅。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天順七年,總兵伯衛穎修。嘉靖二十三年,都御史趙錦修。萬歷二十三年,總兵張臣修。

張掖城隍廟戲臺

明代

上龍王廟

西夏時建,歷久傾圮。明巡撫楊博重建。

張掖上龍王廟戲臺

明代

關帝廟

在城東南隅。元至元間,丞相脫脫建。我朝乾隆三十四年,知甘州府瑺泰、知張掖縣衛廷贊重葺。

張掖關帝廟戲樓

清乾隆三十四年(1770)

玉皇廟

城南街東偏。明萬歷年建。我朝乾隆四十四年,署張掖縣陳澍募修。

張掖縣玉皇廟戲臺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官方意志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契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誠然甘肅地方志書所載配祀戲場資料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史料直接證明官方意志對配祀戲場的引導、控制,然而,即使如此,由表6所列《甘州府志》神廟來看,“載在祀典”的神廟都造在城市周圍,建造者不是總兵、御史、巡撫,就是知府,總之都是地方官吏、傳統社會的精英,毫無疑問他們也是國家意志的代言者。那么,配祀戲場是否進入官方祭祀體系,建造主體是誰?配祀戲場表演的是否戲曲藝術等都需要深入探討,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在目前看到的地方文獻中難以稽考。而且配祀戲場主體是否就是表中所對應的神廟,僅僅靠二者名稱及時間上的重合來判斷,的確顯得有些勉強。但是,通過比較至少有一點很清楚:正祀神廟配祀戲場的文化現象不只是簡單地表達酬神答庥,祈福禳災的信仰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官方以戲場配祀為媒介在一定區域推行國家意志,并建立正統秩序的過程和結果。

據光緒五年(1879)《增修平涼關帝廟碑記》載:“平涼舊廟宏備”,但因同治年間兵燹被毀,后在鎮守平涼的陜甘總督魏光燾主持下重新修葺關帝廟,“增其式郭,……又置樂樓便民賽會,循俗也。”[21](P43)顯然由于修建關帝廟而配祀樂樓,目的是“便民賽會”??梢哉f,沒有魏光燾主持修葺關帝廟就不可能有平涼關帝廟配祀樂樓的存在,魏光燾主持修葺關帝廟并配祀樂樓這個事實本身就代表國家及官方意志。如前所述《靖遠縣志》直接將“關帝廟”、“龍神廟”、“城隍廟”、“馬神廟”列入“祀典”條目內[22](P56)?!稌幙h志續編》記載各類寺廟30余座,但明確表述配祀“戲樓”、“樂樓”的只有“城隍廟”、“關帝廟”、“東岳廟”[23](P568-570)。據此,官方對正祀神廟之態度可窺一斑??傊?,國家的標識、官方的認同歷來為社會各階層所追求,毫無疑問,在官方祀典文化的引導下配祀戲場自覺不自覺地都會繼承、傳播國家正統的信仰觀念。

其次,在正統觀念中,信仰習俗以“神道設教”為特征始終是官方的主導政策,“上佐國家之政刑,下禁人心之邪慝”從而使“為人心自有之業鏡,善者因之而益興,惡者因之滋懼。”[24](P587)是“載在祀典”神廟建造的主要目的,而且官方“神道設教”的政策自上而下且深入廣泛,由此對配祀戲場的影響更加明顯。特別是晚清以來,隨著國家正祀觀念不斷向鄉村社會延伸,以致清代基層鄉村配享戲場大都呈現出正祀化發展的傾向,這從配祀戲場命名就能看出。下面我們以關帝廟、城隍廟配祀戲場為例,列表7、表8來看。

表7:明清河西、隴東關帝廟配祀戲場命名比較統計

明代

河西

高臺縣關帝廟大西樓戲樓、嘉峪關城外關帝廟戲臺、嘉峪關關帝廟戲臺、武威市城內關帝廟戲臺、民勤縣大關廟戲臺

清代

隴東

華亭關帝廟戲樓、合水縣唐堡村關帝廟戲臺、崇信縣銅城關帝廟戲樓、靈臺縣吊街鄉關帝廟戲樓、靈臺縣什子鄉關帝廟戲樓、靈臺縣什子鄉老莊廟戲樓、靈臺縣西屯鄉關帝廟戲樓、靈臺縣梁原鄉關帝廟戲樓、涇川縣關帝廟戲臺

表8:明清隴東城隍廟配祀戲場命名比較統計

涇川城隍廟戲樓、靜寧城隍廟樂樓、靈臺縣城隍廟戲臺、慶陽縣城西街城隍廟戲臺、慶陽縣縣城城隍廟戲臺

華亭城隍廟樂樓、靈臺縣新開鄉蛟城城隍廟戲臺、鎮原縣城關鎮城隍廟戲臺、涇川縣黨原鄉街西口城隍廟戲臺、靈臺縣邵寨鄉城隍廟戲臺、涇川縣城隍廟戲臺

表7以明清甘肅河西、隴東地區的關帝廟配祀戲場命名為例進行對比,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明代河西關帝廟配祀戲場所在地基本都分布于城市(城鎮),這些城市大都是明清河西衛所建置的中心[25]。而清代配祀戲場名稱則有了明顯不同,清代隴東關帝廟崇祀戲場有9座,除“華亭關帝廟戲樓”、“涇川縣關帝廟戲臺”體現了建筑于城市外,其余7座都表明關帝廟配祀戲場所在地在鄉村基層。城隍廟是傳統社會城市及其行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標志性建筑之一,但是,根據表8的比較,明代城隍廟配祀戲場5座都在縣城一級,而清代隴東城隍配祀戲場共計6座,除“華亭城隍廟樂樓”外,其余5座都在鄉村,顯然,清代城隍信仰深入到了鄉村基層。

眾所周知,古代城市是各級封建政府的所在地,是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關帝、城隍作為城市政治與社會秩序的保護神,其崇祀廟宇一般都建在城市中,這從明清甘肅地方志繪制的城市圖中均可得到證實。與之相應的,配祀戲場也多建在城市,故此,民間常有所謂“有廟臺必有戲臺”,“戲臺對著城隍廟”的俗語,這實際上我們從表7、表8明代配祀戲場命名就可窺見一斑。而晚清配祀戲場命名的變化,無疑為國家正祀神廟由城市向鄉村基層的發展延伸做了很好的腳注。

龍神廟與關帝廟、城隍廟有所不同,其建筑不一定在城中心,《甘州府志》“壇廟寺觀”載山丹縣“龍王廟城東關”[26](P165)?!段鍥鋈尽?ldquo;建置寺觀”載武威縣“龍王廟在小演武場”[27](P45)。鎮番縣“龍王廟城東門外。”[28](P212)可見龍王廟有在城內的也有在城外的,但至少是在城郭附近。所以龍王廟配祀戲場多建在城郭附近。

正祀神靈的崇祀與配祀戲場的廣泛分布無疑顯示了明清甘肅民間社會所具有的巨大活力與能量。事實上,配祀戲場是否建在城里在一定意義上并不重要,關鍵的問題是這一文化現象背后隱含了國家意志對基層鄉村信仰的控制,以及民間社會對此作出的積極應對。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面表征了清代甘肅基層鄉村配祀戲場以正祀化方式全面參與構建民間祭祀空間的文化事實。

明清時期是甘肅神廟及配祀戲場建設發展的重要階段,關帝廟、城隍廟、龍神廟等正祀神廟配祀戲場大量涌現的文化現象,一定意義上是明清國家正祀觀念教化策略實施的結果,這一實踐過程有力地推動配祀戲場向國家正祀靠攏,并成為官方推行神道設教、維系地方社會信仰、道德秩序重要的構成部分。因此,對明清甘肅正祀神廟配祀戲場的研究無論從戲曲史還是民間信仰、社會史角度都將是十分有意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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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WiththeWorshipSystem

——Tak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ofGansu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astheDiscussionObject

Abstract:ItisanimportantstageofGansutempleand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y.TherehavebeensomeculturalphenomenonofGuanYuTemple,TownGod'sTemple,theDragonTempleetc.Ononehand,theyreflectthesocialbasisofdiversificationandthepopularityoffolkbelief.Ontheotherhand,theyembodytheofficialtosubordinatetheaterasamediumforimplementationstrategyenlightenmenttothefolkculture.WewillshowthespatialstateofMingandQingGansutemplewith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Thisreflectstheinfluenceandcontrolto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withofficialwill.Tofurthertheunderstandingofthetemplewithsacrificialtheatreaspublicsocialspaceintheimportantpositionandfunctionoffolk.

Keywords:theSubordinateTheaterofTemple;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WorshipSystem;

作者簡介:王萍,文學博士,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所所長。西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特聘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戲劇戲曲學、戲曲民俗、京劇流派文化。

本文發表于《民族藝術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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