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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強:框架理論:概念、源流與方法探析 ——兼論我國框架理論研究的迷誤

[日期:2015-05-27] 來源:《中國出版》2015年第8期  作者:劉強 [字體: ]

框架理論:概念、源流與方法探析

——兼論我國框架理論研究的迷誤

劉強

內容摘要:框架理論是戈夫曼在人類學家貝特森框架概念基礎上創建的理論,近二十多年來已成為最重要的傳播學研究領域與范式,但現有的研究已經脫離戈夫曼的研究路徑,導致“散亂的概念化”和“破裂的范式”??蚣芾碚撌艿轿覈鴤鞑W界高度關注,但由于缺乏對原始文獻解讀與對國外研究現狀的完整把握,我國的研究沿襲了美國的窠臼,并將“框架化”(Framing)誤譯為“架構”或“構型化”,造成了新的理論混亂。本文從梳理從貝特森到戈夫曼的框架理論文獻入手,剖析了美國框架理論研究的闕失,提出戈夫曼的框架理論是基于人類學視角,以象征互動論為基礎,將隱喻作為情境定義來分析人類傳播現象的理論建構,為框架理論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

關鍵詞:框架理論 隱喻 框架化人類學方法 情境定義

一.框架理論的淵源與中國研究的闕失

框架理論又稱框架分析,是近20年來美國傳播學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被認為是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廣泛應用于社會學、政治學、認知語言學等領域,形成了多維視野的研究態勢,對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影響??蚣芾碚?990年代傳入中國后,傳播學界給予了高度關注。國際傳播學會(ICA)和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AEJMC)對2014年兩大國際傳播學年會論文統計顯示,分別有49篇和42篇論文標題中含有“框架”內容??蚣芾碚撝疅嵊纱丝梢娨话?。

框架理論是一種理論,也是一種研究范式,最初發端于人類學和社會學,逐步滲透到傳播學領域并發展為主流理論。隨著框架理論的發展,出現了框架概念泛化和濫用的現象,給這一領域研究帶來了很大困擾。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博士陳陽引述資料顯示:通過對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6種主流英文傳播學期刊論文檢索發現,“自21世紀以來,出現頻率最高、使用最廣泛的理論是一個傳播學經常碰到、然而其概念卻相當模糊的理論——框架分析。”[1]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潘忠黨指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架構分析(Framinganalysis)都是一個理論混沌的研究領域,自從美國政治學家恩特曼(Etman,1993)將其概括為‘破裂的范式’(fracturedparadigm)之后,不少學者都試圖整合文獻,以提出一個‘架構分析理論’。但是,這些努力至今成效甚微,乃至有人說(D’Angelo,2002),架構分析其實是個多范式的研究課題(researchprogram),理論和方法的多元是其應有特征。”[2]

框架理論是歐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借用人類學家格里高利·貝特森(GregoryBateson)《游戲與幻覺理論》中“框架”概念,在《框架分析》中創立的理論。他系統地闡發了基于人類學視角的人際互動的傳播分析理論與方法,提出了由主體認知和傳播環境等多重因素構成的“框架”決定了傳播意義的生成。這一理論顯然受到了貝特森框架概念的啟發,同時接受了社會學象征互動論的影響。雖然戈夫曼原本并非有意于從傳播學角度來闡發傳播過程中受眾與傳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但這一方法明顯帶有象征互動論的痕跡,給傳播學研究帶來了新的啟迪。

“框架”在戈夫曼理論中具有基?;蚍妒降暮x,它切合了20世紀70、80年代社會科學走向整合、期待理論創新和構建新的研究范式的趨勢。范式研究是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創立的研究方法,其本質就是一種模式或模型。這與以實證方法與模型建構為特征的傳播學具有高度吻合性。“框架”在英文中本身就有整合的涵義,與傳播學的開放性的理論建構特質非常相似。戈夫曼的框架理論恰好觸及到了被大眾傳播學所忽視的問題——人際互動傳播中的非符號表達,這是傳播學急切期待解決的問題。傳統的傳播學是基于大眾媒介和符號學構建的理論體系,非符號的人際傳播在傳播學中是缺位的。隨著傳播學的發展,依靠原有的媒介理論和符號學已難以解釋許多傳播現象,迫切需要新的理論視角來闡釋非媒介化和非符號化傳播現象。戈夫曼的框架理論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路徑。因此,框架理論為人類學到傳播學的轉換奠定了重要基礎。

戈夫曼可能沒有想到,基于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框架理論在傳播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能夠迅速流行起來,并得到極大發展。實際上,戈夫曼框架理論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角與方法,而并非一種完整的理論。人類學和社會學在美國本身就是普適性很強的學科,具有廣泛的兼容性,經常為社會科學研究與創新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傳播學的理論來源就包含了社會學與人類學。但是,框架理論由人類學到傳播學的轉換中,由于理論背景和方法的差異,形成了對框架概念的不同解釋,導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系統地梳理框架理論的演變過程,對于澄清是非曲折具有重要意義。

框架理論形成有幾個重要階段:1955年貝特森提出框架概念;1974年戈夫曼在框架概念基礎上創立框架理論;1990年后,傳播學的框架理論逐步形成??梢?,這一理論形成經歷了較長的發展過程,一方面戈夫曼框架理論與傳播學的融合,極大地拓展框架理論的領域,進而形成了以傳播學為中心的框架理論;一方面框架理論面臨著從人類學和社會學如何融入傳播學的問題。正是在這種不同學科的融合與沖突中,框架理論形成了獨特的發展路徑。

框架理論在美國傳播學中異軍突起,迅速引起了中國傳播學界的密切關注。陳陽認為,臺灣在1993年就用框架分析方法來研究新聞文本;中國大陸于1996年由清華大學李希光等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后》研究中首次采用框架分析方法。潘忠黨則認為,中國海峽兩岸框架理論的研究,始于1995年臺灣鐘蔚文和臧國仁教授發表的《新聞的框架效果》論文。臧國仁1999年出版的《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是海峽兩岸第一部研究框架理論的專著。這兩種表述差別不大,基本可以確認中國海峽兩岸框架理論的研究大致是同步的,稍后于美國傳播學界的框架理論研究。中國大陸對框架理論的系統研究始于2000年后。2001年,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博士張洪忠發表了《大眾傳播學的議程設置理論與框架理論關系探討》,該文與美國傳播學界的研究內容基本一致。其后,復旦大學黃旦的《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專著(2005),以及經常來往于美中之間的潘忠黨的《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2006)和陳陽的《框架分析:一個亟待澄清的理論概念》(2007)等論文和專著,初步奠定中國大陸框架理論研究的基礎。但上述研究沿襲了美國學界的方法與思路,缺乏獨立批判精神和理論創新。

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介紹性的研究論文,如高芳《簡析框架理論》(2008)、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9級碩士生孫彩芹《框架理論發展35年文獻綜述》(2010)、喬新玉《傳播學視域下的框架理論綜述》(2011)等。因限于一手資料的匱乏,其中一些論文對框架理論的介紹并不準確和完整,甚至有曲解和誤讀之嫌??傮w上看,大陸對框架理論的研究缺乏系統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主要原因是缺少國外框架理論研究的系統梳理和把握,在整個華語學術界也很少有對框架理論經典文獻的譯介;同時,缺乏從傳播學理論建構高度來把握框架理論的意義。在這樣背景下,要做到對框架理論正確解讀和研究,存著難以逾越的障礙。

應該說,海峽兩岸對框架理論的引進和研究,拓展了中國傳播學界對國際前沿信息把握的視野。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其中一些研究是比較粗淺乃至偏頗的,對框架理論解讀起了誤導作用。正如浙江大學吳飛教授所說:戈夫曼自己感嘆說,《框架分析》因為寫得太長,讀完的人很少,所以他的許多思想往往被誤讀。“傳播學界對戈夫曼的興趣由來已久,但可能認真地基本重要著作的也不多。記得當年讀到芮必峰教授關于他的介紹文章,就有這樣的感覺。也許我們真的應該好好啃啃這樣的經典原著了。”[3]吳飛的批評比較客觀地說明了我國目前研框架理論的現狀。我們初步梳理了我國研究戈夫曼與框架理論的論文,幾乎鮮有所見引用《框架分析》原文,直接引用國外一手文獻的也不多??梢?,在沒有閱讀戈夫曼或相關原著情況下,何以對框架理論進行解讀?更遑論對戈夫曼整個框架理論體系和背景的準確把握。值得一提的是孫彩芹的《框架理論發展35年文獻綜述》整個引文只有19條,其中外文引文3條,以這樣的文獻掌握程度來闡述35年框架理論的發展脈絡,確實讓人匪夷所思,事實上不僅許多國外框架傳播理論的主要觀點沒有涉及,即使國內的相關文獻梳理也不不全面。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框架理論研究似乎有閉門造車、自說自話之嫌。

二.框架概念的梳理與闡釋

戈夫曼創立框架理論后,引發了美國學界的跟風熱潮,一時間幾乎言必稱框架,但許多學者都在框架概念下表達的卻并非同一涵義,因而出現了嚴重的研究亂象。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在于:學界沒有對框架概念作學理性的界定,更缺乏對框架概念演變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實際上,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很少有人對框架概念的形成與演變作過系統梳理。當初,戈夫曼借用了貝特森的框架概念時,并沒有對其內涵作清晰的界定,也沒有“框架化”(Framing)的提法。“框架化”是后人在框架概念基礎上演繹形成的新概念。因此,框架理論從人類學和社會學到傳播學的轉換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相關概念,包括:框架(Frame)、框架理論(FrameThoery)、框架分析FrameAnalysis)、框架化(Framing)、框架化分析(FramingAnalysis)、框架化研究(FramingReserch)等。這些概念在不同的學科中產生了一些相近的闡釋性概念,但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和研究范式,往往產生了很大的歧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框架理論研究的混亂。近年來,美國一些學者意識到框架概念在不同的學科或不分析方法中應有所區別,提出了框架類型化的問題??巳R斯·H·德·威利斯在《新聞框架:理論與類型學》中指出:框架一詞在文獻中具有顯著的不一致性,“在媒介分析中,框架概念的不斷普及,是與在其應用中顯著的不一致性同步發展的。本文概括了框架化整合過程模式,包括生產、內容和媒介使用視角,所提出的一般和具體的議題框架的類型學是基于先前的媒體框架研究的。”[4]

我國在引入和研究框架理論過程中,首先同樣觸及到如何理解和界定框架概念問題。大陸和港臺一開始在框架概念的釋義上就發生了嚴重分歧,既有誤讀,也有隨意發揮的曲解。潘忠黨和陳陽都意識到了框架概念的釋義分歧與誤讀所帶來的混亂,分別發表了標題極為相似的論文,強調框架理論是一個亟待澄清的概念和領域。然而,究竟如何澄清框架概念,似乎沒有給出明確答案。相反,他們對框架概念的解釋反而引起了新的誤讀和混亂。實際上,貝特森和戈夫曼都沒有對框架概念做過清晰的界定,他們對框架的解釋是描述性的,更多的是把框架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視角與方法。盡管戈夫曼希望框架分析能夠成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但在他的著述中并沒有建構起清晰的范式。這在很大程度上給后來對框架概念的隨意性解釋留下了空間??蚣芾碚撘胫袊鴷r,本來由于語言差異而帶來的隔閡,更由于對概念的隨意性翻譯和演繹造成了進一步的誤讀,導致框架理論研究越來越深地走入誤區。這也是框架理論在中國沒有進入傳播學主流理論的重要原因。

潘忠黨用“框架”和“架構”來分別表述Frame和Framing。他卻忽視了一點,且不說用“架構”來翻譯Framing是否符合英文原意,在框架概念之外,另創一個“架構”概念極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亂。不明就里者,尤其是缺乏英文背景者會認為“架構”是一個完全有別于“框架”的概念。Frame與Framing是同一詞根的不同詞性而已,若另造一個新詞,勢必造成誤解。近年來,美國的框架理論研究基本使用的是Framing概念,已很少用Frame概念,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要把整個框架理論都改換成架構理論呢?如果改稱架構理論,框架理論又何以解釋?事實上,框架化的概念是框架理論中的一部分,是在框架理論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概念。汕頭大學周翔更是別出心裁把Framing生造出一個新詞“構形化”,在英漢詞典中我們沒有發現Framing與“構型化”對應的翻譯,也無法確知“構型化”概念從何而來。與潘忠黨一樣,周翔既沒有對“框架”與“構形化”的關系進行解釋,也沒有說明為何要把Framing譯為“構形化”。這種隨意生造概念的做法,不僅有自說自話之嫌,而且給框架理論研究造成了很大混亂。脫離原創者的本意去隨意發揮,在我國學術界似乎是屢禁不止的頑疾。Frame和Framing是框架理論在后來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不同闡釋的維度,前者側重于社會學的視角與靜態的理論描述,后者側重于傳播學的視角與動態的分析方法。這種差異雖然鮮有學者專門進行界定,但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在理解上也不成問題,這種語詞的差異轉換為漢語后,似乎成了大問題,由此帶來了許多理論的誤讀。為了避免概念的混亂,我們將Framing譯為“框架化”。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分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波力斯米塔·波拉在《框架理論概念問題:十年文獻的系統考察》中指出:“雖然已有許多學者指出了框架化研究中的問題,但卻很少有人系統地考察過已發表的有關文獻。”[5]他對框架化研究的文獻規定了兩個前提:一、必須是傳播學期刊;二、關鍵詞搜索必須是電子數據庫中使用的。這一研究“主要發現:框架研究一直更多地集中于資訊構思和‘獨特的’框架問題上?,F有的爭論表現一致的是,其結果都凸顯了缺乏對框架生產和混合框架的研究。這一對十年來已發表的文獻的考察,為今后更好地研究顯示了方向。”[6]這里之所以要對框架概念進行傳播學意義上的界定,是因為框架理論已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認知語言學和政治學等諸多領域,“這種多重的研究范圍是一柄雙刃劍”。(Thisrangeofmultipleapproachesis“bothablessingandacurse”)[7]在不同的學科背景下,框架概念的內涵與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但很多研究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導致了對框架理解的偏差。

如前所述,美國目前主要研究的是“框架化”而不是“框架”理論。美國著名社會科學網站“自由百科全書”(TheFreeEncyclopedia)對框架化的釋義是:“在社會科學中,框架化包含著有關個人、團體和社群對于現實的組織、認知與交流的一組概念和理論觀點,框架化涉及到一種社會現象的社會建構——來自大眾媒體來源、政治與社會運動、政治領導人,或其他活動者與組織。這是一種對個人歸之于言語和措辭意義的認知性選擇影響的不可避免的過程,通常認為有一種或兩種途徑:作為思想中的框架,包括現實的心理表征、詮釋和簡化(simplifications);作為傳播中的框架,包括在不同活動者之間框架中的交流。……框架化效果可以在許多新聞學的應用中看到,以同樣的信息作為基礎,在沒有改變實際事實的情況下,‘框架’(框架)所圍繞的問題能夠改變讀者的認知。……在社會理論中,框架化是個人理解和回應事件的一種闡釋的模式和一種軼事和刻板印象的集合,換言之,人們通過生物和文化的影響所建立的心理的‘過濾器’。然后,他們使用這些過濾器去理解這個世界。他們所作出的選擇正是收到了他們創造的框架的影響。”[8]這一釋義充分反映了美國學術界對框架理論的主流觀點,也是基于后來發展起來的框架理論中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學基礎的解釋,但與貝特森和戈夫曼的框架概念還有多少吻合,是值得懷疑的。

三.框架理論的發展與流變

對框架理論的正確理解與把握,須追本朔源,梳理和澄清從貝特森和戈夫曼到傳播學中關于框架概念的演變過程:1955年貝特森在《游戲與幻覺理論》中開始使用框架概念;1974年戈夫曼嘗試用框架分析方法并使之理論化;之后,明斯基、卡訥曼、特維爾斯基、恩特曼、甘姆森等對框架理論的系統研究,經歷了不同的學科背景、概念和范式的轉換,或者說框架理論研究本身構成了不同的“框架”語境,形成了基于傳播學、政治學、認知語言學和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背景與方法。這一多維的研究既拓展了框架理論的視野,形成了不同學科研究的合力,也導致了因不同學科背景闡釋的差異帶來了混亂。

厘清作為理論源頭的貝特森和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是正確解讀框架理論的前提。由于國內有關貝特森、戈夫曼的一手資料匱乏,翻譯文獻鮮有所見,僅有的一些信息主要從潘忠黨等人的論文中轉述而來,這對完整、準確地理解貝特森和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帶來很大困難。首先,需要準確地把握貝特森的框架概念。凱提·撒冷和埃里克·茲爾曼在編輯貝特森論文時指出:貝特森的理論是與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合作中發展形成的,他提出的“智力生態學”“貫穿了一系列的領域,從生物學、病理學到認識論和美學。”[9]貝特森在《游戲與幻覺理論》中指出,著名哲學家懷特海、羅素、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沃爾夫等為自己基于精神分析的理論研究提供了認識論基礎。這兩個方面恰恰是被人們所忽視的貝特森提出框架概念的重要理論背景與方法論基礎。

了解這一背景對理解貝特森的框架概念至關重要:其一,框架概念是從羅素等現代哲學認識論和人類學演繹而來的;其二,框架概念是基于精神分析理論來闡釋人類及其藝術活動的。在這一基礎上,貝特森觸及到了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意義分享問題,并提出了元傳播概念。“人的語言傳播能夠操作,而且總是在對比性的抽象水平上進行操作。”[10]人們之間抽象的傳播話語形式其實已經暗含了特定的語境關系,這種語境關系就是元傳播或元語言學。語境關系并不存在于抽象的語言中間,而存在于交流者的關系之間,只有他們在交流的特定語境下才能把握其中的涵義。貝特森在這里提出的元傳播和元語言學的觀點,可能是受到了元科學方法論的影響。

潘忠黨在闡述貝特森的元傳播概念時指出:“動物(包括了人類)為什么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將同樣的物化記號用于不同內容的交往互動?促使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一項非常具體的觀察:在三藩市動物園,他看到兩只年輕的猴子在‘游玩’,即它們相互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打斗卻非打斗的動作。問題是,如果物化的表征——動作——與打斗沒有什么區別,那么,參與游玩的猴子以及他(貝特森)這個人類觀察者何以明白它們并非在打斗,而是在游玩呢?貝特森提出,顯然,游玩的參與者和觀察者都具有進行‘元傳播’(mata-communication)的必要能力。”[11]潘忠黨的闡釋在國內難以見到原著的情況下,幾乎成為了解貝特森原意的唯一來源,因而被國內研究者一再引用。但是,我們懷疑潘忠黨是否準確理解了貝特森的原意。潘忠黨把元傳播解釋為“指的是傳播者在傳播活動中,就如何詮釋所用符號而相互傳遞信號。這些信號可能包含了特定的資訊,即‘目前采用的記號并非它通常指的意義’。因此,貌似其他以類似形式所表達的活動(游玩)。”[12]這里的解釋是混亂的,與貝特森的原意并不符合。貝特森原文中,以動物“戲玩”為例,強調了是基于哲學和邏輯學方法,試圖去解決一個人類學意義上互動的悖論(paradox),即“戲玩”并不僅僅是表面訊息(message)所代表(stand for)或指示(denote)的涵義,還存在著超越抽象語義的說話者情境關系(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peakers)。對于人類而言,這種意義關系就是“隱喻”(metaphor)所蘊含的意義。這正是貝特森在元傳播概念的基礎上,形成框架的概念的前提。雖然貝特森的框架概念在經歷了近20后才得到戈夫曼的回應,但作為框架概念基礎的元傳播理論似乎被人們所忽視了,即使在美國元傳播研究的論文也鮮有所見,這并非僅僅因為貝特森的理論過于晦澀,而是大多數學者都是從傳統的傳播學背景來審視元傳播概念,沒有意識到貝特森是基于人類學視角來考察傳播現象的,與傳播學的方法不是同一路徑,這也是潘忠黨誤讀貝特森元傳播概念的主要原因。

其次,解讀戈夫曼框架理論,不能僅僅孤立地解讀1974年《框架分析》的文本。事實上,框架理論是戈夫曼自1950年代與貝特森合作起就開始醞釀的理論體系。1953年,戈夫曼從芝加哥大學博士畢業后,為進行人類行為研究,與貝特森團隊開展合作。這是啟迪戈夫曼建構框架理論的重要契機。這一時間節點正是貝特森發表著名論文《游戲與幻覺》前后。同時,作為社會學芝加哥學派重要傳人的戈夫曼,框架理論受到了符號互動論奠基人喬治·赫伯特·米德的深刻影響。整個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界被符號互動論深深吸引,戈夫曼框架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符號互動論的成果,或者說與符號互動論有著清晰的傳承關系。

戈夫曼的框架理論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醞釀期,在他早期著述中,已經顯現出了框架理論的雛形。與貝特森合作研究不久,1956年戈夫曼發表了奠基性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提出了框架理論的相關核心概念——情境定義,這本是符號互動論的奠基者威廉·托馬斯創造的概念,戈夫曼賦予了它全新的涵義,把人的表演、語言表達和行為表征,都納入到了這種“情境定義”框架中,即一種是用語詞“給出的表達”,一種是用行動“流露出來的表達”,前者通過語言即可以對這種表達的意義給予說明;后者則需要考察“情境關系”才能對蘊含的意義給予說明,這種依靠“情境定義”生成的意義,就是一種解釋的“框架”。這與貝特森的元傳播的涵義非常相似。如果說,語詞的意義是直接蘊含在定義之中的,那么,“情境定義”中的意義則是蘊含在交流者不確定的互動關系之中。戈夫曼對人類傳播行為中意義生成方式的思考,超越了傳播學的視野,已經具有了哲學形而上的意味,符號互動論則為他這種思考提供了新的方法。因此,框架理論是戈夫曼從《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開始醞釀的理論雛形的自然發展。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班納特·M·伯格在戈夫曼《框架分析》序言中說:“《框架分析》是戈夫曼贏得作為社會學家聲譽的扛鼎之作,這是他在多年前開始啟動所完成的最系統化的著作,并達成他的目標的最重要的成就。”[13]這充分表明戈夫曼的框架理建構中是一個歷史的形成過程,與他之前的許多研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戈夫曼框架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在于,為傳播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人類學的理論視角與研究范式,也為傳播學創立了具有元學科意義的研究維度。班納特·M·伯格說:“‘框架’在《框架分析》中必然涉及到意義的關系維度。在這個意義上,一種框架僅僅是一種具體有形的隱喻——其他社會學家已經嘗試援用諸如‘背景’、‘設置’、‘上下文’等詞匯,或‘根據’這樣的短語來表達這種隱喻。”[14]因此,框架理論的核心是從人類傳播的互動關系出發,表達了基于情境關系的非語詞涵義的隱喻的意義。把握這一理論背景的意義在于,戈夫曼延續了貝特森人類學的傳統,并把框架的概念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這與美國傳播學中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和傳播效果的研究方法的傳統有著根本不同,但這一深刻的思想與方法沒有受到學界的重視。美國傳播學傳統與它的實用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是高度吻合的,始終把傳播效果作為傳播學首要任務。因此,人類傳播行為在這一理論體系中是缺位的,隱喻幾乎從未納入傳播學的話語體系中。美國傳播學界似乎沒有多少人真正從戈夫曼框架理論出發,而是套用大眾傳播學理論,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框架理論,把Frame改換成Framing即充分說明了這一現實。潘忠黨和吉拉德M.考斯基在《框架化分析:新聞話語研究》中指出:框架化分析作為一種建構主義方法,為新聞話語分析提供了一種考察的方法。[15]而并不認為是一種全新的理論建構。

因此,美國傳播學界進行的框架理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從貝特森到戈夫曼的軌道,這也是學術界把框架理論稱之為“混沌的研究領域”和“破碎的范式的”根本原因。戴特拉姆M·舒菲勒說:“恩特曼(1993)把框架化歸于‘散亂的概念化’,先前的研究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依靠特殊的上下文,而不通??蛇m用的可操作性。博勞休斯和艾普斯(1995)作了更進一步的定位:框架化不是一個清晰的可解釋和通常應用的概念,僅僅是不能轉換為研究問題的隱喻。”[16]這一解釋恰好說明了美國傳播學界的困惑與誤讀的原因。所以,戴特拉姆M·舒菲勒和大衛·圖克斯貝里,試圖把框架研究拉回到傳統的傳播學的軌道,把框架化、議程設置和啟動效應并稱為媒介效果演進的三種模式,他們對框架理論的演進作全景式描述時指出:“在研究備忘錄中,這一理念(框架理論)輪廓的形成并不新穎,它吸收了幾十年來現存的社會學(戈夫曼,1974)、經濟學(卡訥曼和特維爾斯基,1979)、心理學(卡訥曼和特維爾斯基,1984)、認知語言學(拉考夫,2004)和傳播學(恩特曼,1991)的研究成果。弗蘭克·倫茲則是第一位將框架化概念作為競選工具的專業性民意調查專家。”[17]這里比較全面地描述了美國框架理論發展和演變的輪廓,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美國目前的研究早已把戈夫曼的框架理論放在一邊了,許多研究者只是借用了框架的概念在闡述自己的理論觀點,很難說與戈夫曼的理論還有多少聯系了。盡管如此,戈夫曼的框架理論對傳統的傳播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帶來了很大的解構作用,然而,至今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讀懂戈夫曼的框架理論,是頗值得懷疑的。

(本文為已發表于《中國出版》2015.8期未刪節本)

本文系教育部2014年社科規劃課題(課題編號14YJA760017)《人類表演學與媒介建構研究》成果之一

注釋:

[1]陳陽.框架分析:一個亟待澄清的理論概念[J].國際新聞界.2007(4):19

[2]潘忠黨.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6(1):44

[3]吳飛.重溫戈夫曼的互動理論[J]http://www.sociologyol.org.2012.3.15

[4]ClaeshH.deVreese.NewsFrame:ThoeryandTypology[J].InformationDesignJournal+.documentdesign.2013(1):51.

[5][6][7]PorismitaBora.ConceptualIssuesinFramingThoery:ASystematicExamination ofAdecade’sLiterature[J].JournalofCommunication.2011(1):246

[8]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ming

[9]KatieSalen、EricZimmerman.TheGameDesignReader:ARulesofPlayAnthology[M].TheMITPressCombri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2006:314

[10]GregoryBateson.ATheoryofPlayandFantasy[M].TheMITPressCombri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2006:314.

[11][12]潘忠黨.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6(1):21

[13][14]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M].North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edition.1986:8

[15]Zhongdang Pan,Gerald M.Kosicki.Framing Alan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J].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3(10):55

[16]Dietraman A.Scheufele.Framingas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9, Winter:103

[17]Dietraman A.Scheufele, David Tewsbury.Framing, Agendasetting and Priming: The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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