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首先要“大其心”
——方李莉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文庫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尊敬的王文章院長，連輯院長，尊敬的各位嘉賓和作者們，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文庫新書發布的重要時刻，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場合，讓我作為作者的代表來發言，我感到非常地榮幸！
這一套書115種煌煌之作，是在王文章院長的領導和主編下，以及全體作者和出版社的全體編輯的共同努力下出現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這套書的作者都是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們，中國藝術研究院從50年代建院以來就人才輩出，老一輩的張庚先生，郭漢城先生，楊蔭柳先生，王朝聞先生，馮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為我們院今天的學術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形成了學術界的“前海學派”（中國藝術研究院以前的地址在北京市前海西街）。所謂的“前海學派”的特點是通史與個案并著，理論與實踐兼行，東西方比較，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學者還要繼承的傳統。這一系列的專著的出版，是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在前輩們打下的基礎上所完成的一系列的新的研究成果。
中國古人曾有“三不朽”之說，即：“立德、立功、立言”，我想，學者所能做的事就是“立言”。那么因為這批書的出版，將會使很多的作者從此不朽，也就是說，就算這里一些作者的生命不在了，但由于其書中所表達的研究的學問有價值，其的言論就不朽，其的思想就不朽了。由于這種“不朽”，也就能讓一些重要的學者們進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境界。以上四句話是宋人張載說的，他還曾說，做學問首先要大其心，只有心與天地同大，才能體察天下萬物，也才能夠與天地之道相合。我認為，中國的古人很了不起，這種宏闊的心胸正是我們今人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
作為學者我們首先要清楚，我們所處的時間坐標和空間坐標，也就是要清楚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在我們所處的地理空間中正在發生著哪些事情？其又具有哪些特征？歸納一下，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高科技特征?；ヂ摼W，物聯網，工業4.0，3D打印，納米技術等高科技的出現，構成了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新的面貌，而這一面貌，必將帶來一個新的人類的未來，也將帶給我們一個新的觀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思想角度，同時也在改變我們做學問的方式。
第二個特征，就是全球化特征。全球化的飛速發展使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也使整個人類社會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了一個共同的命運體。
第三個特征，人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個困境就是戰爭、疾病、失業、經濟危機，環境污染、自然資源枯竭，氣候變暖等，這種困境不僅我們中國人難以克服，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一樣難以克服，今天的人類怎樣才能戰勝這些困境？其需要我們能產生新的思想，新的智慧，最重要的是需要如何與人相處，與社會相處，與自然相處的新的價值觀。時代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工業文明時期所產生的價值觀難以再繼續支持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需要產生超越工業時代的新的價值觀和新思想的出現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作為學者的我們的使命是什么？這是特別需要我們去思考的問題。我認為，高科技可以一往無前地創新，并不斷的向前發展，沒有任何拘束，因為高科技是中性的，其可以不考慮人性，因為里面的人性和價值體系是由人文學者所注入的，因此，人文學者不是一往無前，而是要不斷地回頭走向人類出發的原點，去重新理解我們過去和出發的原由，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未來發展的方向，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才可能知道我們要到哪里去。
所以，越是在高科技發展的今天，我們對以往歷史的研究就越重要?？肆_齊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其包含了當代人的認識和思考。但我認為，任何歷史不僅是當代史，也是未來史。因為，任何歷史都不是死的，也不是靜態的過去，其是一個活的生命體，不僅通向過去和現在，也通向未來。我們的歷史常寫常新，不同的歷史時代都會對過去和未來有不同的看法。包括今天，我們如何認識我們的中國文化和歷史？認識中國人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中國的文化有什么樣的特點，古代的中國為什么能在歷史上領先，這其中包含了哪些智慧？這些智慧在今天是否還有用？其與我們的未來有些什么樣的關聯度？等等。
近期，西方學術界提出了大歷史觀，大文化觀的概念，出版了許多不同版本全球通史，文明史，世界史，人類史，地球史等等新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有的探討了不同文明間互動的歷史，有的不僅探討了不同文明間的互動關系，還探討了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互動關系，甚至將人類社會放在整個宇宙空間中來思考。這種大的，做學問的心胸，對于中國的古人來講是從來不缺乏的。中國古人沒有國家的概念，但卻有“天下”的概念，我覺得，對于中國人來說，“天下”這兩個字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也還是是一個胸襟的概念，一個思想的概念。所以，中國人古講“天地人和”，把“天、地、人”聯合在一起，而且還要產生“和”，這是何等重要的思想？我們人類今天所遇到的困境，一切都源于我們違背了這個“和”字，由于人與人的“不和”產生了社會混亂，國與國的“不和”產生了戰爭，人與天地自然的“不和”而產生了許多的生態失衡問題等等。因此，今天的中國人需要重讀我們的歷史，我們古人的智慧。我認為，所有新的思想都是源于對歷史的思考。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源自于對古希臘文化的思考，那是人類軸心時代的智慧，如果我們將眼光回溯到那樣的時代，我們就會看到同樣是軸心時代的先秦文化，也會重新思考中國古人的文化對于我們今天的啟示。
近百年來，中國人沒有新的科學技術的發明，也沒有新的影響世界的思想的產生，因為我們是后發達國家。因此，我們認為，西方比我們發達，我們只需要向西方學習，照搬西方的科學技術，包括制度體系，思想體系等，于是，我們努力地學英語，努力地進行國際接軌。但是今天，我們發現世界不一樣了，許多我們不能解決的困境，西方人也照樣解決不了，東西方的民族開始成為了共同的命運體，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巨大的困境，需要東西方以及全球的智慧來共同解決，尤其需要中國人能貢獻自己原創性的思想和科學技術，來與西方人平起平坐，共同探討問題。所以，這就給予了我們中國學者們的一個重大的使命，一個重要的任務——如何產生原創性的思想體系。
我們如何才能夠產生出自己原創的思想？我覺得一方面，我們不僅要站在中國看中國，我們還要站在世界看中國，要有極其開闊的視野。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要重新理解中國，重新理解中國的文化體系，重新認識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中國的文化生命力在哪里？中國擁有一些什么樣的可供當今人利用的文化資源？我們應該怎樣學習我們的歷史，怎樣開拓我們的未來？所以，我認為，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中，我們還要繼續發揚我們院的“前海學派”的通史與個案并重，實踐與理論結合的優良傳統。
這一優良傳統不僅包括了對歷史的研究，對理論的研究，還包括了大量的實地考察。我認為，任何脫離實踐的理論都是蒼白的，只有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才是常青，常新的。尤其是今天，世界發展得太快了，我們的思想還沒有跟上去，可能許多地方都已經變化了，所以僅僅在書齋里做學問是不夠的。既要做書齋學問，也要做實地考察的學問，也就是費孝通先生講的，要從實求知。在這一方面我們研究院曾經有過非常好的傳統，不僅到民間做考察，寫了不少相關的專著，通過實地考察完成了國家工程十大集成中的戲曲集成，舞蹈集成，音樂集成等部分，還收集了許多民間的樂器、樂譜，民間繪畫等實物資料。只有將這些不同的研究匯集在一起，才能產生這個時代的重要成果。
現在大家都在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但我認為，文化的走出去首先是思想走的出去，如果思想走不出去，我們的文化也走不出去。近代的中國沒有產生原創性的思想，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不是中國的，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中國人，最著名的科學家也不是中國人。如果我們中國不能出現這樣一些世界級人才，中國的文化是走不出去的。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要站在引領世界的舞臺上，就必須要出現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文學家等，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文化就無法走出去，中華文明也無法復興和崛起。因此，這個時代是一個需要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出現的時代，而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必須有利于讓我們和世界人民一起解決許多我們共同面對的困境，我想這個非常重要。
我相信，在本屆領導班子的領導下，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一定能夠成為國家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的智庫，因為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太需要智慧了，太需要思想了。我愿意和全體的同仁們共同努力，完成這項使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