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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對“后非遺”時代與生態中國之路的思考

[日期:2020-07-24] 來源:  作者: [字體: ]

作者 / 方李莉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創所所長,東南大學特聘首席教授、藝術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藝術與人類學研究,著述頗豐,是我國藝術人類學的重要奠基者,曾到中國的許多鄉村及少數民族做田野考察,關注全球文化的差異性與互動性,重視不同文化的交流及考察,足跡遍及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等國家的博物館及高校。

我是中國最早投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學者之一,我是從 2000 年開始關注這一問題的。在 1998 年北京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舉辦的“二十一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的國際學術論壇上, 我宣讀了《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的論文提綱,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多樣性保護的重要理念,當時只是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觀點,并沒有完成全文。后來我通過查找資料完成全文,2000 年參加了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舉辦的“21 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宣讀后受到關注,并被評為優秀論文。這篇論文也引起了費孝通先生的關注,他閱讀后就這篇文章和我進行了一次對話,并整理成題為《全球一體化發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的對話錄,發表在 2001 年第 2 期的《民族藝術》雜志上,同年又由費孝通先生推薦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

當下,保護文化多樣性的觀點幾乎成為共識,但當時大多數人關注社會發展的焦點主要還是在經濟建設上,所以我的這些思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正是因為超前得不到更多的呼應,所以寫作和思考的時間很長。由于長時間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研究,確定了我后來的所有研究目標與方向。也由此,在 2000 年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時,我關注到了西部開發經濟的同時不僅要保護自然生態和自然資源,也應該保護文化生態和文化資源,因為中國的西部不僅自然生態非常多樣,文化生態也非常多樣,大多數的少數民族都集中在那片土地上。我的想法不僅得到了費孝通先生的支持,他還親自設計課題。他將“文化資源”改成“人文資源”并為其下定義,親自確定課題研究的題目和內容,還帶我去甘肅和陜西考察,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作了《談西部人文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問題》的學術報告。在費孝通先生的支持和指導下,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牽頭,聯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40 多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成功地申報了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國家重大課題“西北人文資源環境基礎數據庫”,兩個課題一班人馬,由費孝通先生擔任課題總指導,本人擔任課題組組長。

課題的研究內容包括民俗、民間美術、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戲曲等,共十項,組成了十個子課題組,由 170 多位課題組成員共同完成。課題組成員們深入到西部各個地方做田野考察,收集了大量民族民間文化和藝術資料,并不斷發布錄音錄像及文字資料的階段性成果,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另外,課題的構架和后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內容及項目基本一致,因此我也就成了當時最早的文化部參與論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專家,隨后又成為我國最早的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2007 年,我被國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工作者, 由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親自授獎。在所有的獲獎者中,我是年紀最輕的一位,其他都是老先生。如今,當年同時獲獎的資華筠先生、祁慶富先生、烏丙安先生均已去世。

之所以回憶這段歷史,是覺得自己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已經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沒有離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實踐前沿,目睹了:從民眾層面上來說,大家從不知道“非物質文化遺產” 為何物,到不但有所認識,還積極投入其中并不斷地推進,甚至無論是什么樣的傳統文化,只要打上“非遺”二字就能得到重視;從國家頂層設計的層面來說,不僅積極申報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而且還設立了國家級、省級、市級保護項目名錄,并在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中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從教育層面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進入了中小學課堂,還進入了高等院校,并有了培養這一專業人才的研究方向,面向社會招收研究生。因此,十幾年來,在整個中國,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幾乎所有的傳統文化,包括現代文化,都接受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洗禮。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態的,既然是活態的,就一定是運動和變化的, 這是其不同于靜態文物的地方。也因此,任何以保護或傳承為名的行為都是一種強加于它的“外力”,任何一種“外力”的刺激都會加速非遺的改變與重構,甚至加速其商業化的速度,這似乎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事實就是:經過十幾年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后非遺’時代”,這個“‘后非遺’時代”就是無論你是否承認,都已經強烈地改變了中國被冠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名的“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在傳統基礎上進行的創造性轉變,還是在踐行所謂的“生產性保護”,都在迅速地改變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都是非遺保護帶來的成果。但即使是這樣,我們的非遺保護理論的變化并不大,因為理論總是滯后于社會實踐。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我們必須要重新總結和不斷研究,提出一些更新的、更有前瞻性的、更重要的新視野、新觀點,以理論指導當下的中國文化實踐,避免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不變的文物,以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觀點去片面強調其所謂的原生態,從而忽略了其內在的創造性以及所具有的生命力,并因此進一步忽略了其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所呈現出的真正價值。這是我編這本論文集的最大愿望和初衷。

在這本論文集中,我選擇了自己從 2001 年至今所寫的一些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重要的論文,以近年最新的寫作為主,其中有《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從遺產到資源”的理論闡釋——以費孝通“人文資源”思想研究為起點》《有關“遺產資源論”觀點的提出》《非遺保護 3.0 時代的到來》《本土性的現代化如何實踐——以景德鎮傳統陶瓷手工技藝傳承的研究為例》《中國鄉村振興的方向:從鄉土中國邁向生態中國》等論文。在這些論文中,我關注“‘后非遺’時代”語境,也就是側重關注保護與創新的社會現象,尤其關注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內的非西方國家所出現的“民族文化”復興的現象,并認為這也許是新的“文藝復興”現象,其帶來的也許是一場新的人類文明崛起, 將不亞于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的重要性。每次人類面臨新的文明轉折時都會面臨一場思想變革,也就是所謂的“文藝復興”,這場新的“文藝復興”中心之地會在中國嗎?其將會以什么樣新的形式出現在當今社會?這是我在多篇論文中所提及的問題。我認為,如果說當年發生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主要體現的是人們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反抗的是宗教對人的束縛,那么今天的文藝復興主要體現的是人們對自身文化的重新認識,所反思的是現代性給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而且我認為現代化以后,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走向了一體化,而多元文化只存在于廣大的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大多保留在鄉村,因此文藝復興的爆發點也許是在鄉村。

近些年我一直在關注鄉村問題,尤其關注在當代藝術界出現的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現象,我認為這是當代中國文藝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代藝術正在以藝術激活傳統鄉村產業、傳統鄉村文化。我還由此關注到當代藝術返回生活現場等現象,關注到以藝術激活的手工藝復興所帶來“中國時尚”的潮流。中國的文藝復興將會帶來一場生活革命,最終會誕生一套“中國新的生活樣態”的再建構。新的“生活樣態”就是“新的文化”,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也就是中國文化的底色,對于人類來講,還有什么比生活更能養育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道德信條?

我認為每一次的文藝復興都有其重要的指向性,發生在歐洲的文藝復興返回到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古羅馬時代,那是歐洲文化的精髓,體現的是城邦文化、商業文明,所以最終指向了以商業為中心的工業革命。其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通過科技的發展,為人類社會打下了豐厚的物質基礎。但其弊病也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那一套生產技術、方式包括價值體系難以讓人類社會可持續地發展下去。因此,人類需要重新思考,找到一條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和平之路,中國人是否可以參與尋找, 甚至帶頭尋找,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說,在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的歷史轉折點上,中國人是麻木的、被動的,甚至是被迫轉型的,那么今天的中國人面臨社會的再一次轉型,我們是否能醒悟,不但做到自主轉型,還能做到率先轉型?我認為認識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敏感度和一系列認識論的文章出現,我們還是有可能滯后。因此,需要有學者不斷地去思考、去呼吁,去積極地參與當下的社會實踐。同時還要認識到,所有的理論都不是學者發明創造的,而是在社會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如此的現象和潮流,學者的任務就是要去發現和總結,并將其呈現出來。這個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歷史的潮流沒有必然性,只有我們看到了、發現了其有可能走向對人類發展有利的方向,有意識地去引導、去產生共鳴,才有可能將人類社會發展的洪流導向更利于人類生存的方向去發展。

我花了 20 多年的時間一直堅持在田野中感受中國社會發展的脈搏, 希望中國能率先進入一場新的文明的建構,我認為這一新的文明的特征, 一定是建立在智能基礎上的生態文明體系,而且中國有條件、有基礎在這樣的時代走向新的文明。因此,我在近期寫了一系列《中國鄉村振興的方向:從鄉土中國邁向生態中國》《手工藝的復興與生態中國之路》《論藝術介入美麗鄉村建設》等論文。

希望我的這些論文能拋磚引玉,最好能引起一場廣泛的討論,如: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為什么要保護它?它與我們未來社會發展的關系是什么?如果人類社會有一場新的文藝復興的出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其中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人類社會的轉型中, 我們對它的重新認識有什么樣的價值和意義?有關這些問題在我的論文里都有所涉獵,但有時候我并未完全將其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是將其作為傳統文化來討論,但其終極指向是一致的。敬請讀者們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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