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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旭東|視頻直播的民族志書寫 ——一種信息傳輸由微信而及快手的文化轉型人類學

[日期:2021-01-29] 來源:  作者: [字體: ]

視頻直播的民族志書寫 ——一種信息傳輸由微信而及快手的文化轉型人類學

作者:趙旭東 發表刊物:《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

在一個互聯網所支撐起來的新時代里,人類學遭遇到了一種視頻直播的民族志書寫,它是一種信息傳輸由微信而及快手的文化轉型人類學的新發展。這種視頻直播的民族志書寫,它是基于一個大眾刷屏時代的視頻文化的表達而得以成型。它可能預示著從之前微信民族志到快手民族志的方向性新轉變,即由圖文信息傳輸而到實時動態的影像信息的傳播。這里也無形之中映射出了民族志作為表象的一種集合,是哲學家叔本華意義上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當下再現。因此,人類學有必要去重新認識一種“虛擬的真實”的存在。而這樣的民族志書寫的新發展,也無形之中預示著人的社會存在理想的“在一起,不一樣”的真實可能。

 

 

關鍵詞

視頻直播 大眾刷屏 民族志 文化轉型 在一起

 

 

作者簡介

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員;重慶文理學院非遺中心兼職教授,周口師范學院特聘教授

 

眾人應該清醒的是,當下世界的一個突出文化特征就在于變,一切都變,變化在即,誰也無法真正可以去阻擋此一變化的發生,更無法預測這種帶有復雜性變化的真正未來,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恰在今日高速發展的中國表現愈發得突出。很顯然,而且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這種變化的方向不再是原來那種傳統時代由上而下精英以及中心主導的模式改變,而是反方向由下而上帶有底層普通民眾直接參與的一種顛覆性意義改變,從數年之前開始的基于微信朋友圈圖文語音信息傳輸到了當下“快手”等視頻直播智能自媒體信息更廣、更快、更多樣的傳輸,不僅網民的生活態度在發生著轉變,而且它也在激發著人類學家的民族志書寫在隨之發生著一種改變,其變化之快,令曾經悠閑于異文化田野之中的人類學家難于真正能夠去應付自如,這可謂是一種在中國社會場域中異?;钴S的由下而上的轉變,它基于便捷的人的位置移動性和相互信息的聯通性,特別是基于互聯網信息傳輸的移動性和聯通性而發生。

 

一個大眾刷屏時代視頻文化的表達

 

今天在中國社會中所面臨的一個急劇變遷的語境便是由文字、聲音、圖片而至視頻直播上在信息傳輸媒介途徑上的改變,隨之而帶來的則是人們彼此交流方式上的一種大轉變,即從靜態二維而向多維動態、從延遲到即時以及從面對面到虛擬互動等維度的大扭轉。由此,人們的社會生活也就不再可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意義上的靜態穩固的不變了,它們也是在被不斷攪動著的、異動著的以及碎片化了的爆炸式海量信息所推動著而進入到了一種日常生活動態化的生活安排之中去。

 

此時,對于人類學家而言,真正需要他們去思考的,可能仍舊還是人的需求及其口味轉變的問題。由此,面對生活世界之中多種需求誘發的場景,一種最為一般性的文化需求理論,比如馬林諾夫斯基一派的結構功能論傳統,自然就會轉化成為一種極其特殊性適應當今時代發展的新需求沖突的理論,由此似乎在極大范圍的網絡人群之中由內而外地出現了一種對于虛擬存在的新鮮事物、奇異生活以及迷幻文化圖景的一種過度性的要求、超自然的需求以及意欲獲得的自我苛求,恰因為如此,一種新的文化需求理論便有了一種新的市場和新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看作自媒體世界1.0版的圖文傳輸的微信民族志時代,必然就會被一種更新的、更靠后出現的基于視頻直播民族志的一個時代所取代,由此可以將后者看成是網絡虛擬民族志書寫的2.0版,在這種取代的背后必然會有著一種基本邏輯的存在,那就是由于信息傳輸技術本身超越性的更新換代所帶來的一種廉價運營而激發著人們日益會朝著一種追求自我呈現的信息逼真的視頻傳輸的效果上去努力,乃至有一種為了一種虛擬的逼真而不懈要去追求于極度超逼真效果的傾向,在這方面,基于日本御宅族的“真人秀”(cosplay)的表演無疑是極為逼真的,但它卻一定也是最為虛擬的,在它把這種虛擬的逼真真正運用到了真實的生活場景中,徹底做了一種替代真實的表演,那它就必然成為是一種“超逼真”了,即虛擬的真實變成是一種真正的真實了。這樣去做的時間久了,它在人們的生活之中,特別是在更為年輕一代人的生活之中,無法取代的由對虛擬的膜拜而轉為使虛擬變得更為逼真,即比自己所熟悉的周邊人的真實還更為真實的一種逼真,這就是一種真正的超逼真了。與此同時,一種圖文傳輸和視頻直播直接將人的內心世界所思所想予以了一種外在化,即由一種原本最初的內心需求而出現的多種可選擇需求的存在沖突,最后達至了一種文化意義需求上的更高訴求,這樣一種由“一”而及“多”的文化需求演進的路線,已經在人工智能下的互聯網時代里變得日益明朗化了。

 

更為重要的是,這里還確確實實地隱含著一種價值的改變。要知道,視頻直播的最大特征便是最為直接地將一種個人娛樂和他們的生計之間關聯在了一起,即時強化的視頻動態的實時刺激,無形之中激發了人們尋求即時虛擬在場的一種自我呈現。在一個瞬間呈現的短視頻之中,人們實現了一種自我呈現和表演的娛樂價值,同時也將一種新的打賞方式和帶貨方式,即生計或收入方面的關鍵線索,引入到了跟視頻直播有連帶關系的相互聯動之中來。通過一種無所不連并且模糊性的紐帶鏈接,而將一種看起來有所分野的公共與私人的生活由點、線、面的方式而相互地都連接或粘連在了一起。一種真實生活場景之中街頭擺攤賣藝方式經過一種視頻的轉換而成功挪移、替代和轉換,成為了一種借視頻直播這一媒介平臺而有的新表達方式,讓生活的整體性再一次通過視頻直播的超逼真呈現而虛擬化地得到了實現,并真實地存在在那里,影響著人們的各類行動的反應,特別是底層或基層民眾的直播參與。由此也調動了一種真正直觀的文化整體性的存在和虛擬在場,破除了基于一種現代文化理性的分離技術而造就的種種令人不適的文化疏離感。

 

由此,曾經可能完全是被抽離出來的文化要素,又隨之復歸到了一種整體性的文化之中去,這里所謂文化整體性,就是指一種文化和生活諸多方面的連接以及相互性的滲透。但在進入現代之后,一種現代性的追求,使得這些要素通過一種分離技術的抽離路徑而被一一地分離、疏離以及隔離開來。而這里的所謂抽離,具體而言,就是分門別類做一種秩序安排,而這里能夠真正做到秩序安排上的分門別類,其所依賴的便是一種分離技術,由此表演和生計分離、演員和行乞分離、文化和獎賞分離,諸如此類,可以例舉更多的分離出來,由此人成為是一種純粹的孤立的表演者,或者是從社會文化語境之中抽離出來的自說自話的獨角,而被層層抽離出來的這個獨角,又借助一種文化再生產場域的榮譽賦予的象征資本獲取的方式而將其自身推到了一種至高的位置上去,但由此,其生計變成要么是一種特權的供奉,要么就是一種窮困潦倒的無奈,因為前者無需考慮生計的問題,而后者則因為沒有考慮到生計的問題而變得極為落魄和無奈了。

 

很顯然,所有的這些,甚至是一切的一切,在一個大眾刷屏的視頻直播的時代里,都會因此而一一得到一種改變,人也因此而又回歸到了一種完整而非抽離呈現自我的作為整體人的時代,即所謂演員同時又是一個賣藝者,表演同時是一個博得人們一笑或一哭者,并因此一打動人心的表演而受到“賞賜”者,生計、生活以及獎賞,這些人所活著的基本構成要素,相互之間便融為了一體,彼此可以互依互賴。文化因此而成為了生活之中可以用來交換的資源以及引發這種交換成為可能的誘導性線索。人類最初的生活,當有一種交流的欲望之時,又何嘗不是這樣去思考和行為著的呢?

 

在此時,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種所謂的虛擬民族志并非真正虛擬,因為是一種超逼真,它可能會變得比真實還要真實。虛擬是一種現實本身,只是以媒介來代替一種真實生活,因此可以說,“真人秀”在這里恰恰意味著一種虛擬的真實,一種所謂超真實的超逼真的存在。

 

從微信民族志到快手民族志

 

之前我們曾經專門討論過“微信民族志”的書寫問題,面對當下視頻直播時代的到來,實在有必要去推出“快手民族志”這樣的一個概念。實際上,應該清楚,概念就是聚攏大家的思考和對這個時代所發生一切的一種類別化描摹,是人們思想的武器,這反過來會有助于我們對這個時代的一種新理解。顯然,民族志方法是早期人類學家發明出來用以記錄對現代人而言極為陌生的作為異文化而存在的原始民族生活的一種書寫方式,今天它可以被轉用來去描述可能恰恰就在我們身邊發生并存在著的但對很多人而言似乎已經一樣是極為陌生和遙遠的生活,作為視頻直播的“快手”自媒體平臺,便可算是其中的一種。凡是基于快手視頻的民族志書寫,我們都可以將其稱之為“快手民族志”一類,以至于其他的視頻直播平臺也都可以如此來去命名,因為這些新型視頻傳輸的自媒體平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它們和人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聯系在了一起。

 

歸根到底,人類學是一種記錄的方法,也是一種媒介傳達的方式,即把真實發生的東西記錄下來,以一種別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呈現給別人,告訴別人:這個時代還有跟你自己的生活有所不一樣的方式、途徑和作為。因此,我們說文化就是一種表達,通過人類學的書寫把它表達出來,借助快手這種新的視頻直播的手段而書寫的“快手民族志”一樣可以呈現給我們一個不一樣的甚至是我們所不熟悉或者陌生的文化表達空間。

 

在快手的用戶之中,很多人的生命實際上是跟快手直播的這個自媒體平臺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人們會在快手上表現自己,在快手上與其他的人產生互動,變成有眾多粉絲的新網紅之類,這些人的成長史,實際上也可以說就是綁定了“快手”之后的生命史。我們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即在快手虛擬空間中有一個注冊名字叫“悅姐”的快手用戶,這個悅姐從一開始對于快手的全無所知,后來由于家里小孩子生病,而丈夫負債無法再過以前悠閑的生活,她從最初的QQ、微信,一直追到了“快手”和“拼多多”,她和一個在義烏彈吉他的人合作經營,彈吉他的那個快手紅人,竟然通過快手平臺一個月里就賣出了35萬件羊毛衫,她也因此而覺醒,知道了視頻直播的厲害,毅然決然選擇了快手直播平臺,并逐漸借助快手以及其他諸多直播平臺而使自己的財富以及家庭命運都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改變,這是一個最為典型的社會中普通女子通過快手去創業而改變生計、生活和生命軌跡的范例,最后,她從一個只在家庭之中專門負責照料孩子的女性轉而成為了在義烏創建了一個以創業者匯聚為目的的據說有五千人天天都玩直播的“快手村”——北下朱村——的創業發起人,這個過程代表著我們開始進入依靠個人手機刷屏來創造真實生活的一個最為鮮活的案例。在此意義上,快手記錄的不僅是一個人的成長,它更反映出了互聯網時代一個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從改革開放到互網絡時代,我們更需要像悅姐這樣的一系列案例來去支撐起“快手民族志”這個概念的快速成長,由此而形成的更為諸多虛擬民族志,它的內容必然是最為豐富和最為體現一種民族志的當下性的,甚至也可以說是代表中國鄉村的一種未來的。

 

此時,我們完全可以將“快手民族志”看成是一種大眾高頻時代視頻文化的表達?,F在,據稱快手的日活躍用戶(DAU)已經超過了兩億,而且,這個數字也是在不斷變化或者說日益增加之中的?;谶@樣一個大數據的統計,它將在未來會帶來究竟是哪些社會發展的新能量?文化將會因此而改變什么?我覺得所有這些新問題,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種新的自媒體時代社會與文化的大問題。在這方面,如果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諸學科再不去行動起來,真正關注一下同樣是在手中一直刷屏參與到這個世界中來的當下億萬人群,還仍舊是在原來那些既定概念框架之下去做一種陳舊的思考,那這些學科或早或晚都會因為跟不上一個時代的步伐而自我消亡掉,因為如果所有的人都開始可以去自由呈現一種自我和書寫這一秒正在發生的生活了,我們人類學的民族志的書寫該在哪里去尋找一種自我存在的空間,我們所謂的異文化,所謂的“高貴的野蠻人”,它們或他們究竟又是在哪里呢?

 

現在,當視頻可以智能化地通過一種網絡直播出現之后,即處在一個大眾刷屏的高頻時代之中,信息傳輸之迅速、便捷和廉價,實際上已經很難再找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古典人類學所謂的純粹“原始社會”的生活了,甚至不無遺憾地表白,這個“原始”的概念只能是一種人類學舊有的發明而已,它們已經全部快速的進入到了歷史、博物館以及數碼化的生活之中,甚至這樣的一種曾經令人著迷的“原始性”,或許可能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它們從來都是我們一樣與時俱進地發展著的,比如現在如果到了貴州黎平侗族村寨蓋寶村那里,人們就會發現,有一個作為貧困村的當地人已經在用快手開始直播彈唱了,當地人注冊了“侗家七仙女@貴州蓋寶村”這個快手用戶后,通過網絡打賞的方式,每天她們因此還有了一些不菲的收入。由此,她們的世界也不再是一種傳統、原始意義上的逃避和隱藏,更不是跟外部世界的對立,那樣一種所謂的“原始性”,我們再也看不到了,而是轉而成為了受到網絡注意和被網民特別去予以關注的一個侗族村落了,它成為了現代里的現代或分分秒秒里的當下。這里的理論意義在我看來是非常明顯的,因為我們原來的理論,很多是建立在那些邊緣少數民族的山地逃避和隱藏的觀念基礎之上,似乎底層的民眾天生地就有一種逃避國家和外部力量的監督和控制的傾向一般,但實際上,一旦信息傳輸的媒介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選擇性增加了,文化的價值也就會發生改變,當然,如何受到外界的注意和關注的方式也都會隨之而發生改變。在這一點上,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費盡心力隱含在《逃避統治的藝術》一書中的那套邏輯,應該重新受到當下人生活實踐的質疑,似乎那些遁入山林之人,都有一種本意上要去逃避國家管控和外部注視的“本能”,但今天,面對中國當下在視頻直播領域發生的現實,這種吸引到很多人,特別是山地民族研究者注目乃至膜拜的斯科特的理論,可能就日益變得少有什么真正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了。

 

因此,在民族志研究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重新去關注于現實本身,也就是要關注于正在活著的當下人他們真正的所思、所想和所為,只有他們可以被看見的“活法”,才可能是我們真實感受到并進而能夠獲得一種文化理解的基礎,這恐怕也是人類學家從事田野研究的益處所在,也是這種方法有效而非其他旁枝做法可以真正能夠取代的原由所在。也就是通過一種當下人生活的民族志的撰述,才真正能夠讓我們經常會實時在場地看到一些最新發生的東西,這些新東西恐怕也便是最能啟動我們去思考的一些東西。

 

民族志作為表象的集合

 

關于這一點,可以先從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所寫的一本書說起。這本書1818年出了第一版,在當時此書的出版可能是太過超前,沒有什么人去買,也沒有人會真正去讀。為此叔本華堅持在1844年出了第二版,第二版之后才漸漸使他成名,在歐洲近現代哲學中的地位更因此而大為提升,影響到了像尼采這樣的大哲學家的關注。數年前在我們在討論“微信民族志”這一主題時,就發現了此書和現當代生活的聯系,同時也就在細心去研讀這本書,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來,我認為這本書的思想之新奇整整可以說是超前了我們有兩個世紀之久。

 

叔本華這本書就叫《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書的題目中,關鍵是“表象”這個詞匯,那些曾經只活在一種面對面交流,或者甚至像電視電話僅僅是作為真實生活的一部分而實現與外界連接和溝通的時代里,我們無法真正感受到所謂一種虛幻表象的真實存在,更無法體會到人的意志基于表象而有的各種表達和追求,但在我看來,今天這個時代里,才真正算是一種叔本華意義上的那個“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約過去人想吃上一個饅頭,得親自到店里去看、去買、去挑選,甚至還有自己發面蒸饅頭的,因為這才是那時所謂的真實生活本身,但現在,要想吃饅頭了,手機APP一搜索,微信公眾號一關注,各處涌來的信息中,圖、文、視頻方面,可能就同時出現有千百種的饅頭的照片或者視頻圖像,這些圖像動態性滾動地顯示在了不到手掌一半大小的手機屏幕上,只要刷屏者按鍵選擇,隨后電子掃描二維碼付款,然后再通過快遞即可收到自己想吃的饅頭了。而且,何止又是饅頭呢?曾經我們要去現場購買的千千萬萬的商品,都在被這種新的虛擬挑選和選擇的方式所替代了。那我們需要去追問的是這替代背后的轉變究竟又是什么呢?實際上,這根本而言就是從一種真實的物的接觸到虛擬的視覺表象的感知上的一種轉變,換言之,世界一下子成為了叔本華二百年前就預言的真實發生的“作為表象而存在的世界”了。

 

因此我們今天顯然可以說,哲學家叔本華二百年前的作品,在今天得到了一種招魂術般的回應,這又不能不令當下實際的研究者發自內心的慨嘆,歷史恐怕并非那么筆直向前,有時它可能是會回返轉圈地去懷念故舊的?;蛟S,在1818那一年,德國這位哲學家叔本華撰寫了厚如磚頭的這一本書并不為人所真正的理解,而完全接納他的思想更是不可能的,但最終,隨著時代向前一步步地推演更替,理解他的人開始變多了,他本人也因此書而贏得了劃時代哲學家的美譽,這可能就是一種思想深刻歷久彌新之后對于人類未來價值的意義所在。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的開篇叔本華似乎是在敘說當下的時代,因為他是這樣寫到的:

 

“世界是我的表象”:這是一個真理,是對于任何一個生活著和認識著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過只有人能夠將它納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識罷了。并且,要是認真的這樣做了,那么,在他那兒就出現了哲學的思考。于是,他就會清楚而確切地明白,他不認識什么太陽,什么地球,而永遠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見太陽;永遠只是手,是手感觸著地球,就會明白圍繞著他的這世界知識作為表象而存在著的;也就是說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對一個其他事物的,一個進行“表象者”的關系來說的。這個進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如果有一真理可以先驗地說將出來,那就是這一真理了;因為這真理就是一切可能的、可想得到的經驗所具的那一形式的陳述。

 

實際上,這一段話的根本就在于“世界是我的表象”這一句的判斷?;蛘咭部梢哉f,叔本華開篇的這一句話從根本上整個就把原來講客觀與主觀分立的哲學給一一顛覆掉了。一般人都可能會認為,似乎世界就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才對,但叔本華把這個給徹底否定了,在他看來,凡是一切都“永遠只是……眼睛看見……”罷了,而這看見,本質上或者發生學意義上,它又不過是一種表象的存在而已。

 

或許如果真正懂得這套哲學背后的認識論邏輯,這個話也就不再那么抽象了。在這一點上,哲學家并不像人類學家那么強調“濃描”,哲學家一定是要把這繁瑣濃郁的東西給徹底的擠干掉,不讓它拖泥帶水,把概念性的、思想性的以及靈光乍現的東西真正抽離出來,成為某種引導性的觀念。所以,反過來,人類學家要去讀哲學書,那就要添枝加葉地把它放開來讀,從薄讀到厚,讀出其中濃厚的民族志味道出來。通過哲學家的對這個世界的深度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實際上那些所謂的真實,都必然是要通過我們的眼睛去看才能真正形成和出現的,即都屬于是一種視知覺意義上的效應而已,在這一點上,“盲人摸象”的寓言根本上是建立在視知覺唯一的認識論基礎之上的,因為似乎只有眼睛的視知覺才能夠看到整體,其他感官只能是感受到一些局部而已,視覺因此凌駕于其他所有感官而存在。顯然,如果一個人沒有了雙眼,也便沒有了視覺,因而對于盲人而言,作為表象而存在的饅頭便是不存在的,實際上在一個表象的世界之中,除了表象之外,可能什么也又都是不存在的。

 

因此,對于一個由大眾刷屏去看視頻直播時代的來臨而言,它可能是非常真實的,是真實的直接映射,但有如前文所述,它確確實實又是極度虛擬的存在。網上快速呈現并持續滾動的那些視頻直播,有誰會否認它不是真實的在發揮效應呢?但視頻呈現本身從媒介的意義上而言卻又無疑是虛擬的,因為它不是紙媒或口語聲音的媒體,它們都不過是虛擬信息的一種傳輸而已,這是通過互聯網的快速傳輸技術而生成的,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種虛擬性的表征傳入了人腦之后成為心理表征,隨后又會從人腦之中傳遞出來成為了一種公共表征而已,這可謂是一個虛擬真實的表征循環鏈條的展開與持續,這些“虛擬的真實”,又再一次驗證了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這本書于今天網絡世界而言的意義重大。因此在這里,之所以引述到了叔本華這本書,并樂于推薦大家去讀這本書,根本上是考慮到這本二百年前的書和二百年以后今天的現實語境之間的密切關聯性,如果想開展有關于虛擬世界這方面的研究,想研究大眾刷屏時代的民族志書寫,這的確就是很有現實意義且也很有時代價值的一本并非那么深奧的書了。

 

在這方面,至少可以說,叔本華比我們現代人早了二百多年認識到了人和表象之間的這種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就是他所謂的“世界是我們的表象”,而別的也便再無其他。言外之意,如果轉用到對民族志的理解上,對于民族志的根本而言,我們的民族志也就是我們的表象的一種集合,即指那些符號、象征以及圖表之類,不過它們都屬于是我們在田野之中用雙眼所看到的那些圖景的一種表象化事物而已,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而人類學家則憑借一種設身處地的田野工作,能夠跟他人進行一種交流的根基也恰是在于,我們顯然是這些表象的搜集者、制造者以及傳播者。

 

顯而易見,這種見解如果能夠轉用到當下對世界意義的解釋上,恐怕是最為適恰不過的,同時用在對互聯網世界的對我們生活的諸多影響和關系的解釋上,也必然是極為重要和最為貼近的。在這方面,可能很清楚而又很明確的一點就是,民族志在于記錄。而語言、聲音和圖像都不過是用來記錄的工具和媒介而已,它們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僅在于達至一種理解和溝通。而民族志則是人們生活的一種自覺和升華,是在表達方式上的一種獨特理解。它根本就在于“看見”本身,或用人類學術語的表達便是“參與觀察”,即在能夠親身參與當中去看見,并感受到所發生的一切,最后能夠落實于一種文字、圖片和視頻媒介的表達之上。

 

重新認識“虛擬的真實”

 

這里論及“虛擬的真實”,它實際上是跟一種可以實現虛擬真實的虛擬技術的發展之間是密切地關聯在一起的。之前會有很多人都不會喜歡,當然也不會有意地去學習和熟悉這些技術本身的熱情,但是今天我們自己就日益會發現,它現在已經不單純是技術本身的問題了,而是已經完全在試圖去模擬,甚至要超逼真地去呈現人的生活現實境況,甚至把生活放到另一個虛擬而無真正邊界可言的平臺上來對曾經有過的現實生活去加以一種取代,這可謂是很有意思的一種角度轉變,對人類未來,這自然將會起到一種重塑生活現實本身的作用。

 

正如我們所強調指出過的,叔本華很早便已經認識到的所謂“世界是我們的表象”的哲學觀念,如果能轉而用到今天來去描述網絡世界里的生活恐怕是最為適恰不過的了。過去,我們都籠統地管這種思考叫“唯心主義”,如果是這樣,現在恐怕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某種的唯心主義了,因為人們日益更多地活在了一種并非物質基礎的虛擬的真實里,從人們所接收到的信息到傳遞出去的信息而言,它們全部都可謂是虛擬性的存在,可謂是一種逼真或者超逼真,而這里要知道,一切的逼真和超逼真,實際上都不過是一種表象意義的存在,是需要由著人心去感知和想象的一種虛擬表象的存在?,F在看來,實際上唯心主義的思考也并不都是那么不可理喻的,很多時候,觀念虛幻的唯心倒變成是一種最為真實了,它因此成為一種所謂的“超逼真”,因為畢竟,人們這樣去想、去感知、去理解,無形之中卻給人帶來了知識、干勁和希望,帶來很多彼此之間可以去進行一種溝通的方式,它這樣去做的時候,反過來又轉換成物質性的了,這應該就是所謂叔本華意義上的民族志表象的存在、歸并與集合了。

 

言外之意,我們的民族志也就是我們表象的一種匯聚之集合,是我們眼中所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表象或表征而已,人作為人,這種表象的基礎是不可隨意地去去除掉的。人類學家所做的田野調查,如果細細追究起來,能夠制造出一種“民族志權威”的根本,不就是要用二維平面書寫的方式來去呈現給大家看,由此看到馬林諾夫斯基所撰述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面人們吃飯時的用具是什么,住的茅草房又是什么樣的,人們在生活中相互是怎樣進行一種交易的,這些都讓人感覺到了一種視覺表象從遠距離之處傳輸到了人們閱讀的書本上的一種最為奇妙的轉換。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志學者所觀察到的,跟視頻直播里的這些東西其實本質上都是一樣的,超不出二百年前叔本華所謂“世界是我們的表象”這一點,只是說視頻直播者在去呈現視頻之時往往都是無意識的,而我們的研究者卻必然要有意識的去把這些東西變成一種道理和學說來說出來,這個就屬于是一種人類學這門學科本身存在的價值了。

 

因此,“虛擬的真實”,這種見解用在對當下互聯網世界的解釋、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和相互關系的解釋上也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原來的概念,大多都是建立在一種主客觀對立的基礎之上的,但實際上今天主客觀的世界不再是相互分裂開來的,而是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影響的。因此,假設原來有一個真實的客觀世界存在,現在則必然多出來一個實時發揮作用的互聯網虛擬世界的存在,其物質的基礎似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是它的存在效應卻是一種“虛擬的真實”,甚至它要比一個真實看得見、夠得著以及可觸摸的世界還要真實可靠,如果世界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們就需要去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存在價值,它真正體現出來一種主客觀相互影響而最終歸于了一種主觀世界的存在。

 

正如我們所一再強調指出的,人類學民族志的核心就在于記錄,但如果記錄的方式改變了,從用紙筆到用電腦鍵盤,到手觸屏幕,再到用視頻直播的記錄手段,那這種變化或改變,它一定會反過來促進這個學科之中帶有一種最為根本性東西的更替,這里就包括其中的語言、圖像以及視頻之類,根本都是用來記錄的一種工具或媒介,而記錄的目的似乎也沒有改變,它們都只在于能夠達至一種更好、更清晰、更便捷以及更為真實的人的溝通和理解。如果去細想一下,過去的人類學家寫了那么多民族志的書籍,其目的究竟是為了什么呢?根本不就是要讓其他的人,其他不在另一個文化現場之人,去更為清晰準確地了解另外一個文化的存在,并最終實現在多元文化之間的溝通,便于大家在差異性的存在之中達成一種相互性的理解和互通有無。

 

民族志是對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種理解途徑,是通過“寫文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它的價值也必然會體現在如最新出現的“快手”這樣的視頻直播平臺或技術的對人本身的理解上,因為這里有著一種最為根本性的共同性,那就是在于一種“異”的“被看見”,是觀看者對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人物、場景和事件的一種私人訂制式的參與觀察,是在一種虛擬的真實之中的觀看和自我理解。很顯然,在此一點上,古典人類學家的自我呈現的表達便是參與觀察,在一種只身奔赴田野的親身參與中去看見并感受到周遭所發生的一切。這一點也無形之中跟快手這樣的短視頻直播之間就不謀而合了。實際上在過去,我們做田野調查費了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其最為初始的目的不就是要去準確地記錄下這些東西的真實存在?但現在可以有免費提供的,隨時可以方便復制、提取和編輯的,每天差不多有兩億多人去呈現其生活本真自我表達的這些真實的資料本身,那在未來究竟怎么去處理這些資料,怎么樣來使用這些資料去思考,也就是理解個人、社會與文化的方法和途徑的問題,而所有這些,都在無形地刺激著人類學家要去重新轉換一下思路,構建一種新的書寫范式,產生更新的涵蓋性概念出來。

 

在這一點上,從一種田野民族志時代的“參與觀察”到大眾刷屏時代的“被看見”,這里蘊含著一種巨大的思考路徑的轉變。原來我們可能只去談參與觀察,要到實地去考察“他者”的生活,現在像“快手直播”這樣的新傳播媒介已經在幫你實時呈現了當地人具體而微的生活或它的某一個方面,這時你不僅要去參與到對虛擬真實的世界的觀察之中去,還要去理解,去研究你通過此一新媒介所看見的“他者”的生活世界。在人的雙眼視知覺基礎上,一種所謂的“被看見”,便是通過各種的視頻設備,而我們,作為研究在社會與文化脈絡之中生活的人的人類學家,有著對于新涌現出來的一個日益成長之中的虛擬真實世界的興趣,借“他者”的雙眼所實現的是一種“去看見”,同時也是去感受,還是去想象。這里,所謂的“看見”,便是各種的視頻媒介借人的雙眼的看到并被表達出來,根本的基礎就是在于人的雙眼的視知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說,由于信息媒介的轉變,由于從一種“參與觀察”到“被看見”的轉變,而全部這些變化都深度意味著人類學在田野方法、資料搜集和文化書寫上的一個重大轉型,甚至可以說同步折射出來在文化意義和價值上的一種重大轉型,它不再是一種20世紀80年代的一種空談的文化熱,而將是體現在人們最為平常生活之中的文化價值的改變和實踐。

 

在這一點上,快手視頻直播便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這種轉型的一個范例。對于快手視頻而言,它的基礎是大眾的,時代因此而有了一種大眾文化的廣泛性,這也必然會帶來“彼此看見”的從“面對面”到隔著一種書寫語言的文字表征,再到“虛擬視頻圖像呈現”在文化表達上的一場全新的革命。一種新出現的并日益流行起來的視頻直播的呈現,它的最為基本內核便是真實的人的真實的表達通過了一種虛擬的動態的真實畫面而進行的在無限范圍和無數虛擬人群圈子之中的傳輸和發布,這種無限性,在理論上近乎是可以涵蓋全人類凡是有網絡地方的空間存在,因此,其影響也必然會是全人類的,而不會是僅僅限定在地球上的某一個局部的區域,甚至也不能夠再用舊有的民族國家的一國一文化、一族一文化的那種刻板印象的套路去進行思考了。

 

在一起,不一樣

 

很顯然,在一種視知覺的意義上,人和動物一樣都是能夠看見彼此并能真正感受到彼此存在的動物,但人和動物之間終究大為不同,人不僅是要看見,而且還是要被看見。在社會之中,實際上這種被看見似乎變得更為重要,尤其是在互聯網所構建起來的當下世界之中。一般而言,在社會之中,如果能被看見得多,所謂在社會中的“有頭有臉”,所謂的拋頭露面,也就是屬于在社會之中的有“名聲”的那一種了,因此,盡管有一些丑事,或者是做了壞事的那些人,人們總是還想要去親眼看到他們的“下場”的,由此在使人“幸災樂禍”之余,還是可以有一種社會之中有關人的好壞美丑的分別之心被產生或制造出來,社會的道義感往往也就是在此過程中發生和體現出來的,換言之,人們是在彼此的虛擬之中的相互看見中去構建彼此的善惡美丑的。甚至可以說,人們不再是空談概念意義上的美丑了,而是圖像、畫面和視頻呈現的具體可觀的美丑了。

 

但如果回溯即便是不遠的歷史,如在一個過去的傳統的時代里,社會中大部分的“能夠被看見”實際上都是由精英人物來把控的,報紙、雜志、廣播以及電視之類所造就“被看見”效果的傳統媒體,它們必然都是由精英人物的審查來把控和傳播出去的。在這方面,誰都不能否認的一點是,由于是精英人物在把控著各種可以被看見的傳播媒介,因此才造成了精英人物總是要被看見的社會傳播效果,他們會通過自己嫻熟的制造文字、圖像以及各種符號象征的能力,在持續不斷地制造著誰究竟應該被看見以及誰不可以被看見的社會區分,進而形成或者構造在什么時間一個人可以被看見,什么時間不可以被看見的視覺社會結構等等,比如通過傳統書刊、報紙以及電視的各類人物報道之類。還有,最為關鍵的就是,人如果能被看見得多,那也就意味著他是被社會關注了,是有了一種知名度的,成為了某一個社會之中的所謂“明星”、“大腕兒”、“紅人兒”之類,也就成為了網絡社會中的或者視頻直播時代的所謂“頭部”的存在,至于“中部”和“尾部”的那些人,也都只能是作為分母的蕓蕓大眾而存在了,沒有什么人可以去真正關注到他們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也就是一群不被看見或不容易被看見的活在角落和邊緣里的人了。在這一點上,社會中曾經的精英群體往往是比較穩固的,他們刻意穩固地在維持著自己精英的地位,并心安理得地認為,這樣的地位是理所應當的,自然也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但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則不然,情形有了一種大變。所謂社會中的“頭部”和“尾部”的存在,實際都是一種流量的多少或有無而已,這其中很難再有什么真實和虛偽之間的一種實質性的分別,大家的目的只是在于拍攝視頻直播時的能夠被更多的人甚至超級多的人看見,一種“被看見”就是全部行動的基礎和邏輯出發點,而且在這一大眾刷屏的時代之中,自己有被更多的人看見,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體現,就是所謂“流量經濟”,就是一種“帶貨”的利潤分成,久而久之,再無可與之匹地的經濟形態了,也就是最終,人們的思維在日益變成是一種流量思維了。甚至,為了持續鼓勵網紅直播上榜排名,流量也成為是可以直接推送給用戶的,可能剛開視頻直播之時去看榜單,如果一個直播客一下子躍升到了幾十萬粉絲的量級,但要清楚,這可能根本是通過一種人為的和機器智能所制造出來的一種量級,是通過一種流量制造的過程和安排推送出來的,也可以說這都屬于是流量經濟“玩法”中的某一種途經或做法而已,是一種“網絡普惠”的價值理想的實際落實,真實的情景,恐怕還是要用一種實踐之中的效應來去檢驗才能看得出來,一個電影明星可能在網絡視頻之中會一下子有幾千萬的粉絲,但電影院一放映,電影卻沒人去看了,票也賣不出多少張,那恐怕就只能是隱藏在這背后的“流量推送”這個貓膩在搞鬼了。

 

快手視頻所記錄和呈現的乃是一種大眾的生活和態度,而快手公司所強調的一種“普惠”理念則可能帶來了一種真正“彼此看見”的大眾未來。從一種“面對面”的交流,到數字、圖像和聲音的書寫,這可謂是曾經并不算很久遠的“微信民族志”基于一種“寫文化”媒介的新改變而有的一種“新寫作”,它是新的,但核心又是舊有的數字技術的文化表達。而現在,再到了“虛擬動態視頻圖像呈現”,在一種文化的表達上,這必然隱含著一場寫文化意義上的革命,這種革命的含義,對于人類學家未來的研究工作而言,又可能是富有顛覆性意義的,如果費孝通“從實求知”的告誡是真真切切的一種認識論,那么到了今天,如果這些虛擬的真實才是我們新時代所要表達的一種真實,那么,我們人類學者似乎真的要去俯視一下這熱播的快手視頻了,要進入到那里,體會那里的存在,在那里隱藏著這個社會中對人而言的一種最為巨大的能量和爆發力。

 

而且,在這新出現并日益流行起來的視頻呈現之中,最為核心便是一種真實人的出現,盡管這個人往往是一種虛擬性的呈現,但卻又是真實存在之人,他或她與我們自己是在同一時間里的,他們借助網絡實現了一種在遙遠之地的與我們的共在,這樣一種“共在”界定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真實,可謂是一種“時間消滅了空間”意義上的真實,換言之,也就是一種彼此之間不再會有距離感的真實,并且,處在不同空間里的人可以同時知道并真切感受到一種彼此的共在,并真正促進了一種彼此共在的理解與溝通。在這里,當然也可以說,真實的表達通過一種純粹虛擬的動態畫面,準確無誤地傳輸出去,到達更為廣大的虛擬空間領域之中去,此時一種新的虛擬群體之間的聯合或者同時在場便成為了可能,而一種曾經可能是純粹想象之中的但借助于網絡而實現的虛擬的部落化生活也開始日益涌現出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種興趣相投之人,各種彼此可以溝通聯合之人,各種有著共同職業或興趣愛好之人,開始在一種更大范圍的超越傳統邊界的虛擬但真實的視頻呈現與表達之中相互部落化般地結合在了一起,大家相互營造出一種有著共同性存在感的精神氣氛,使得類似的職業、興趣,或者某一話題或者領域的愛好者,就像一種人類學家最初所研究的原始部落的那種狩獵采集、畜牧以及農耕的人群聚合一樣,大家因此而相互虛擬地聚攏在了一切,這種虛擬的聚攏并不在于虛本身,而在于相互之間可以實實在在地發生著影響,曾經的嚴格畫線意義上的實質性存在的地理邊界和社區邊界在今天早已可能是一種名存而實亡了。

 

顯而易見,我們之前已經不斷地在討論一種現代性的分離技術,它可以算作是現代性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征,它在我們生活諸多方面的實施和擴展,使得我們的生活通過一種分門別類的社會治理之術而使大家各自之間相互分離開來了。很顯然,近現代以來的各種社會與文化上的分離技術的實踐,也很自然地制造出了一種使日常生活日益冷漠化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離感,而從財富、知識以及時空安排上,這種隔離感又都體現出來基于一種理性計算而有的現代思維邏輯。因此,現代性實際上必然是一種有悖于人的自然屬性本身的那種趨勢,也就是與那個人們彼此之間想看見、想交流以及想融合的自然屬性相向而行的。

 

因此造就的一個結果便是,在現代世界里,似乎一切都是尋著與人性反方向的路徑上來發展的,或者說一切都基于一種自我否定的邏輯而演化。但互聯網的出現,特別是當它變得越來越智能化之時,它也便會無形之中在挑戰著一種基于分離技術的現代理性的極度膨脹,特別是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了一部智能手機之后,這種挑戰可能就會變成是一種實質性了的。由此,人與人之間的隔離,通過一種智能化了的互聯網,大家又彼此相互拉近了,持久的人與人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的相互分離,又重新隨時隨地可以相互連接在一起了,這可謂是一個所有人和所有人發生虛擬連接或鏈接的時代,人們有了一部智能手機,也就意味著實現了一切相互連通的近乎一種“大同”社會的目標,連接背后意味著彼此的融通和相同,由此原有的一種堅固的社會等級制度,在通過一種視頻直播平臺上的人為制造出來的“普惠”性觀念而又讓每個人擁有了一種隨時可以參與到社會大家庭之中并能夠被看見的機會,而不會因為預先的種種既有社會條件和門檻而受到種種的排斥,也不會先入為主地被劃定為某個社會群體或單位所“不可接受之人”。由此,人的一種希望彼此被看見的社會性,希望能夠有一種面對面交流溝通的機會和場合的渴望,在新的視頻直播的大眾刷屏的時代里也許得到了一種真正實現的可能。

 

因此,完全可以這樣去投入一種我們對未來的思考,即所謂后現代技術背后無意識的動機,它必然是要去尋求一種跟自然之間的和解的,這在根本上是人要跟這個世界的和解,還有人跟人以及人群和人群之間的和解。因為我們原來世界有太多的場景是基于戰爭的,人和人的戰爭、人和自然的戰爭以及不同人群或種族之間的戰爭,真可謂不勝枚舉,和平只不過是這基調的戰爭的一個間隙而已,即霍布斯所描繪的那種人類原初狀態的“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戰爭”,那樣狀態之下的太多人和人之間的不理解、沖突和戰爭,尤其是在現代核武器的出現和使用之后,戰爭的威脅從來是沒有真正消失過的,所有這些都必然是人類未來要去尋求一種和解的。

 

但在人類社會之中,有兩種力量從來都是此起彼伏地運行著的,一種是體現出了分離技術的隔離的現代性,另一種則是要尋求彼此“在一起”的面對面的交流。而且,后一種力量總會讓人消除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和隔閡,總會讓人受到一種引導而使心緒積極向上。這里人類學家們是可以去推廣這樣一種觀察性思考的,那就是人類社會的最終目標必然是要去尋求一種相互“在一起”而不分離,所謂的“在一起”,便是能夠彼此交流,能夠真正實現一種生活融洽的理想社會。分離和融合二者之間沖突矛盾的化解,在互聯網的虛擬傳輸中似乎得到了一種具體的實現,特別是在圖像視頻可以做一種實時傳輸,并被彼此看見之后,這種化解的可能也就很自然得到了一種實現,而這方面的案例經驗,還需要從事田野民族志研究的人類學家去做進一步的積累和做深度整體的分析。

 

所以,相比于過去所提“在一起”的這一觀念,可以進一步去補充提出一個觀念,可以稱之為“在一起,不一樣”,它最為適用于對于當下生活真實和虛擬場景的描摹。因為要清楚,在社會之中,或人類構建社會的本意,就是希望著或者期盼著大家都能夠相互融洽地在一起,但對于現代社會而言,似乎大家又不能變得完全的一模一樣,要有一種個性上的追求,也就是要有一種自我的價值認同,甚至要有一種真正的“私人訂制”的生活,或“我們不一樣”的文化認知,因此,沒有人會希望自己被馴化成如集中營里的囚徒一般的生活,即人和人之間的從心靈到身體上的難分彼此。而真正相互原本不一樣的人,相互獨立和個體化生存的人,能在一起,這恐怕就是最為理想的一種社會存在狀態了。

 

這種改變和實現,無形之中滿足了人們的一種社會性存在之中的夢想,即“在一起,不一樣”的新追求,同時也是人們心底里的一種最為根本性的追求。在我看來,這種“在一起,不一樣”的觀念可以算是一種理解社會構成上的一個新進展,我們原來的社會理論家們可能只是會提“在一起”,但卻沒能夠注意到個體差異或群體差異的“不一樣”,也許這又是一個新話題,未來可以繼續進一步研究下去。

 

總之,費孝通晚年曾經提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四句話,在費孝通看來,人類最終的歸屬在于一種“天下大同”,但這卻并不意味著人和人之間、人群和人群之間以及文化和文化之間沒有差異,差異才是他基于人類學價值觀而提出的“各美其美”的根基,而這四句話,面對今天的現實如果合在一起去做一種概括,其本意自然便是“在一起,不一樣”了。

 

顯然,因為現代性的分離技術的隔離,我們在人群之間的財富、知識以及時空安排上都曾經是做一種隔離性的布局,我們因此就如難于脫離苦海一般地活在了一種現代性的分離技術之中,這是現代社會自身所遭遇到的困厄,是憑靠其自身所無法化解的難題。而基于一種后現代觀念的互聯網的出現,其自身內含著一種反現代分離技術的無意識沖動,并毋庸置疑地在試圖去拉近彼此之間的疏離感,實現一種人和人、人群和人群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原本的融合而不分離,并以此來擺脫基于一種現代理性而有的分離思維,借“快手”這樣的大眾刷屏時代的媒介技術,而去實現一種彼此之間虛擬的融合,或者“在一起”的回歸。

 

這也無形之中導致了人類一種虛擬的彼此看見愿望的滿足,實現了理想之中的面對面的交流的虛擬實現,由此而真正促進了人和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和融合。換言之,一種由分離技術造下的隔離的現代性,通過一種互聯網的虛擬傳輸而實現了現代社會有如山水阻隔一般的隔離障礙的破解,互聯網出現之后,“世界是平的”這一點已經變得毋庸置疑,特別是在圖像視頻可以真正實時傳輸并彼此相互都被實時看見之后,這種阻隔和障礙的破解就變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的日常。確實,這種改變和理想實現,一方面滿足了人們真正的社會性存在的夢想,同時又能夠實現自我的個體價值,同時也滿足了更大范圍的群體價值的追求,這便是當下以及未來最可能會出現的一種樂觀之舉,也是社會存在的理想狀態,即“在一起,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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